蓦然回首
紫花地丁香水
母亲过世后，梳妆台上还留着几瓶香水。混迹在“香奈儿5号”等香水中的，有瓶香气很淡、颜色泛蓝的紫花地丁香水。母亲喜欢紫花地丁的颜色，她也着实适合这种颜色。我坚信这些香水之中，她最爱这瓶有着淡淡青草香的紫花地丁香水，于是我把它带回了家。
母亲生前与我的母女关系绝不算良好。除了世间常见的母女纠葛——直到现在，我都不相信世上会有良好的母女关系——我一门心思想着“不能变成母亲那样的人”，母亲则恨我离家太远让她无计可施。母亲一生中有诸多抱怨，在我看来毫无幸福可言，但她却从没试图挣脱那种生活，这让我恨其不争。
话虽如此，赋予我生命的这对夫妻仍以父母的名义挡在我面前，宛如一组屏风。不论好坏，他们都曾是我的屏风。失去双亲的友人曾经描述：“父母过世，意味着自己与死亡之间的屏障彻底消失，整个人完全暴露在风雨之中。”这形容真是太贴切了。
母亲去世时，我尚未厘清心中的情感，像个突然被丢弃在荒野里的孩子，只能以死者为对象，一边哭泣，一边絮絮诉说。死者虽已身死，却仍然徘徊在我脑海，我花了半年时间反复与她对话，才终于在心底接纳了她的离开。其间，我甚至想着：“妈，你连死了也不肯放过我啊。”但后来，她在我心里的形象渐渐发生了改变。
独留在世的父亲年事已高，我每次回家，他都会说起母亲的过往。不是最近的过往，而是五十多年前——他们前年刚庆祝了金婚[1]——新婚时期的回忆。他事无巨细地向我讲述那些回忆，当然，那时他们还没有子女。年迈的父亲一脸幸福地说着令我陌生的往事，还反复向我确认：“我们夫妻间的关系很好吧？”
每当此时，我都备受冲击。这对在子女眼中绝不算和睦的男女，莫非也曾在我们不知道的时间和地点，缔结过深刻的依赖关系？
父亲的言语不完全是对过去的美化。
当他向我确认“我们夫妻间的关系很好吧？”的时候，我无法当场给出肯定的回答，但看着他眺望远方时幸福的表情，我还是努力对他笑了笑，也开始觉得，母亲或许真的幸福过吧。
与病魔缠斗多年的母亲，最后是在父亲的照顾下，于家中离开人世的。父亲是一个经营个体诊所的医生，当他提出要亲自护理母亲时，甚至说出“我长年行医就是为了这一天”这种话。子女们担心年迈的父亲因日夜护理母亲而累倒，再三建议让母亲住院，父亲却顽固地拒绝：“你们想拆散我和妈妈吗？”还说“你们根本不懂何谓夫妻”。
子女们很快接受了现实，即使母亲因治疗失误提前过世也是命该如此，母亲自己好像也决定顺其自然。
这对夫妻的结合大概已经超越了幸或不幸。我虽是他们的孩子，却也是第三方，无法评价他们是“幸福”或是“不幸”。所以当他们中的一个人看向远方，说他们幸福的时候，我也无法予以否定。
“母亲或许真的幸福过吧”——自从产生了这种念头，我终于开始释怀，宽恕了他们，亦获得了宽恕。半年后，又是春天，也是从这时候起，我把母亲留下的紫花地丁香水喷在了身上。
香水会越用越少，这是自然。香水的宿命，就是成为终将消失的存在。看着越用越少的紫花地丁香水，我感到可惜，开始四处寻觅同款。某天，我在一家纯天然香水店发现一种用紫花地丁萃取的香水，于是买了一瓶回家，香气却似是而非。
怀着“终将消失”的了然，我继续使用着母亲留下的紫花地丁香水。说实话，失去一个赐予我生命的人，让我感觉如释重负。阻挡死亡的屏风消失，我在露天的荒野里，获得了踉跄行走的自由。
到后来，我突然明白，自己无法对母亲的人生负责——反之亦然——这位与我关系匪浅的女性走完了她的一生，尔后，我在紫花地丁香水的香气里为她服丧。
* * *
[1]金婚：指结婚五十周年。（本书注释除特别说明外均为译注。）
墓地
今年，我又差点忘记父亲的忌日。
我真是个不孝之女。
父亲去世于初夏，葬礼会场上全是白色的“卡萨布兰卡”[1]，室内弥漫着“卡萨布兰卡”的香气。因为是牧师主持的基督教式葬礼，亲朋好友献上的供花都不能署名。幸好如此，会场才没被写满官衔职务的陌生人所赠的花圈包围。仪式过程简洁、朴素而干净。
“葬礼”这个词，总是让人联想到白色或黄色的菊花，我对菊花印象不佳。我喜欢“卡萨布兰卡”。它优雅而坚韧，无须细致打理也能自发开完所有花苞，这点很让人省心。父亲能在“卡萨布兰卡”绽放的季节离世，我暗自感到开心。如果是在寒冬腊月，要收集那么多“卡萨布兰卡”就不容易了。如果非要收集，我会产生被迫心理，就像童话故事里那个被继母赶去堆满积雪的森林里摘草莓的小女孩。
在那以后，每到父亲的忌日，我都习惯买一捧白色的“卡萨布兰卡”装饰在房间里，独自为他服丧……而日复一日，我也渐渐因忙碌而疏忽。
“别在我的墓前哭泣，因为我不在那里。”[2]这首歌曾流行一时。母亲去世后，父亲从没为她扫过墓。
与其说他深爱妻子，不如说他对妻子依赖至深，以至于母亲去世后，他陷入悲叹和抑郁中无法自拔，葬礼后在墓地举行的纳骨[3]仪式，以及后来的扫墓，他都拒绝参加。他总爱说：“孩子妈——这是他对妻子的称呼——不在那种地方。”
父亲信奉理科，认为应用学科以外的学科都不算学问。家里刚买电视机那阵，他曾一整天不知疲倦地凝视电视机的扫描线，还不断地对儿子说：“科学技术真伟大啊！老大，你以后也要成为这种干大事的人。”在他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近代理性主义者心里，化作灰烬的妻子大概也不再是妻子了吧。又或许作为基督徒，他认为灵魂死后也不会离开，依然存在于自己周遭。母亲一直住到去世的房间，在她死后依然保持着原样。第二年，我打算更换房中日历时被父亲责骂，也就不再管它了。同样，父亲的时间也在母亲去世那天停止了流动。独居的他会在失眠的夜里起身，打开母亲的房门，对着黑暗一边哭泣一边呼唤：“孩子妈——”奇怪的是，他只把这件小事告诉了我这个女儿，对两个儿子闭口不提。
母亲是在与父亲结婚时加入基督教的。她长期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到了晚年，却像是要背叛父亲似的，提出“我不要作为基督徒死去”，转而开始抄写《般若心经》。她与祖母相处不算融洽，却在祖母死后作为长子媳妇接过了看护佛龛的任务，从不忘记更换供品香花，祖母的法事也是由她出面与僧侣交涉的。如今想来，那是母亲拼命展现的对父亲的反抗。
到最后，母亲的葬礼采用了佛教形式。我当时赴任德国，被突如其来的讣告叫回来，连行李也来不及收拾就坐上了飞机赶往葬礼现场。佛教的祭坛、充满室内的线香气味、不常见到的僧侣，都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违和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的母亲被授予了崭新的牌位和从未听过的戒名，看起来是那么陌生。
听不懂的念经声、僧侣们例行公事般冷漠的举止、鲜艳过头的僧衣，都令我无法适应。写满赠送者姓名的花圈阵更是如此。那时恰好是十月初，花圈上缀满了菊花。
与之相比，父亲的基督教式葬礼显得简洁而充满人情味。场内没有庄严的祭坛，围绕死者棺椁的除了花还是花。牧师的致辞是为父亲量身打造的，介绍了他的性格与生涯，总之通俗易懂。接着，牧师让大家齐唱“逝者生前最喜爱的赞美歌”，歌词大意如下：“即使世上所有的朋友都抛弃我，仁慈的友人耶稣也不会弃我于不顾。”简直太适合孤苦无友的父亲了。他生前喜欢唱这首歌吗？想到这里，我不由得胸中一窒。后来听人说，基督教式的葬礼大都会唱这首歌。
父亲的癌症转移已至末期，大家都明白治不好了。我经常跟病床上的他讨论“想要什么样的葬礼”。最后，父亲作为基督徒离开了人世，我却因在他生前口出恶言而追悔莫及。
面对病床上等死的父亲，我随口说了句：
“母亲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却要去天国，看来在那边见不到面啊。”
当父亲参透了自己的死亡，就开始频繁地念叨墓地的事了。他开始叮嘱我们，要把他与母亲合葬，还要记得给他们扫墓。我不由得纳闷：从前那个理性主义者去哪儿了？想来，他一定是对死亡产生了忧惧。
火葬场的工作人员问我“要选哪个骨灰壶”时，我选了白色的瓷壶。因为它简洁素净，最为漂亮。之后，我把瓷壶带去上野家的墓地，参加纳骨仪式。把父亲的骨灰壶放在母亲的旁边，才意识到母亲的骨灰壶与历代祖先一样，都是素烧的陶壶。在一众素烧陶壶里，父亲的瓷壶仿佛在傲然地拒绝崩坏和腐朽。
人死之后，身体腐烂，回归大地。不久后，泥土色的素烧陶壶也会从容地接受腐朽的命运。而当周围一切事物皆已腐朽，那只白色的瓷壶还是无法毁灭，只能孤零零地留在原地。将腐败拒之门外的白色瓷壶几乎就是孤独狷介的父亲本人，而我给他筑起一道“墙”，让他死后也无法融入周边的环境。想到这里，我便心痛不已。
研究墓地历史的井上治代女士告诉我，“历代祖先之墓”的历史，最远也只能追溯到幕末至明治时期。随着少子化的发展，社会上会出现独女家庭，双方皆为独生子的夫妻也会增多。即使上代人希望将来有人为他们扫墓，这件事也会越发难以实现。樋口惠子女士曾预言，我们即将迎来的时代不仅要考虑家庭，还应考虑墓地的合并与撤销。近来[4]，不拘泥于家庭或家族的新型墓地有所增加，如个人墓、集体墓。话说回来，孤身一人的我死后也不会有人来扫墓。
墓地也会搬迁。作为长子继承家族墓地的哥哥，把远在他乡的上野家墓地迁到了自家附近的墓园，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扫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将来子女们给他们扫墓。在墓地正式迁移完毕那天，哥哥们对我说：“这是我们家族的墓地，你将来怎么办，自己要好好考虑。”
这一来，我彻底失去了归属地。
我总是忘记父母的忌日，也很少给他们扫墓，是个不孝女。新迁墓地的位置也会很快忘记吧。总觉得父母的长眠之地不是那个陌生的墓地，渐渐地，我也会不再前往。
不过……只要我还活着，他们就还活在我的记忆里。而每当想起我对父亲说的那句话，复苏的悔恨又开始啃噬我的心。
这样不也挺好吗？另一个我在我耳畔私语。
那么，我自己呢？
我与许多比家人还亲的人建立了珍贵的羁绊。只要他们还活着，我就依然留在他们的记忆里……这样不也挺好吗？另一个我对我说。
有着类似想法的人越来越多，“自由下葬”的观念也逐渐普及，树林葬[5]、撒骨灰[6]等自然葬的方式开始深入人心。我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法断言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但也没有足够的信仰去相信灵魂不灭。对我而言，墓地毫无必要。若要问为什么，只因“我不在那里”。
* * *
[1]卡萨布兰卡：此处是指百合的一个品种。
[2]出自《化作千缕清风》（千の風になって），由秋川雅史演唱。
[3]纳骨：安放骨灰。
[4]本书篇目除《紫花地丁香水》外，均写作于2008—2009年。
[5]树林葬：在具有墓地资格的山林里，将遗骨埋入土中，不立墓碑，而以植树代替。
[6]撒骨灰：把火化后的骨灰撒入海里或山中。与日本传统习俗中将骨灰纳入骨灰坛祭拜的方式相对。
和果子
有人说，羊羹与最中饼[1]是和果子[2]的终极形态。这话不无道理，二者意蕴深远。但如今的时代，甜味不再珍贵，在零食泛滥的市场上，羊羹的甜腻让人难以消受。与之相对，现做的最中饼的滋味，可谓鉴定和果子的标准中的标准。可以这么说，要判断一家店的产品质量，就看他们制作的最中饼的味道如何就行了。因为最中饼做法简单，只需在摊开的薄皮内填入馅料，味道上作不了假。
其实，各种老店、名店也都有自家的招牌最中饼。对成长于金泽的我来说，森八的蛇玉最中饼[3]是和果子的原点。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祖母生于明治时期，全家人在饭厅里一边喝茶一边享用和果子的时间，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风景。唯有此时，身为长子媳妇的母亲才会跟关系不睦的婆婆（我的祖母）一同围桌而坐。茶杯里倒满茶水，喝完还能再添。泡完的茶渣堆在水盂里，一天下来数量惊人。
因为父亲是经营个体诊所的医生，早期来看病的患者中，有很多是祖母、母亲的熟人。这些人往往不去煞风景的候诊室，而是被带入家中的饭厅等待。父亲不善与人交往，家里的女人或许就是用这种方式，为家业贡献了一份力量。事实上，也真有熟人、患者专程来我家，只为享受那片刻的茶点时光。因此，我家的饭厅里总是坐着外人。
我至今都不讨厌跟人一起喝茶吃东西，大概就是因为自小生活在商人家庭，习惯了往来穿梭的用人与客人。
有的人喝茶重视煎茶或浓茶的点茶手法，但我们家泡茶很随性，连水温也不会特别留意。直接把水壶里的开水倒进茶壶就行。话虽如此，不同茶叶也有不同的味道，家里人总是不停抱怨“喝茶有瘾，没多久就见底咯”，然后再从茶叶店订购新的茶叶。
我称自己为“要茶老太”。这名字源自静冈采茶调，是把歌词里的“采茶、采茶、采茶呀”，变成“要茶、要茶、我要茶”。人如其名，我每天都要喝很多杯茶，而且是用大茶杯装得满满的。喝了茶就想上厕所。也是在这时，我养成了每天喝茶的生活习惯。
听说有家私营养老院为了减少夜间给老人换尿布的次数，从傍晚六点开始就控制他们的饮水量。我吓得脸都白了。无论住进多么高级的养老院，如果傍晚六点以后一口茶都喝不了，那对于我来说简直跟死了没两样。在喝茶这种小问题上，我可不想被人束缚。衷心希望我以后不要住进那种养老院。
在朋友家喝茶的时候，因为加水太频繁，我总是会被嫌弃。到后来，对方直接把我的小茶杯换成大茶杯。也有朋友熟知我的情况，每当我去做客，就直接拿出大茶杯，说：“你要用这个对吧？”寿司店的茶杯很大，我很喜欢。
不断喝茶，不断排泄，就能加快身体的代谢，排出毒素，产生清爽的感觉。所以我总是同情那些肾脏不好，或因前列腺肥大而排尿困难的人。我要不断喝茶，享受上厕所的快乐。
哎呀，刚才是在说和果子。
我总是十个、二十个地从店里订购和果子。来家里做客的人也经常带来伴手礼，导致我家桌上总是摆满全国各地的名牌点心。中元节和岁暮，则有不少熟知我喜好的人送来甜食作礼品。因为每年在东京都有人送我“虎屋”的羊羹，我几乎以为“虎屋”是东京的店铺了，在京都看到“虎屋”总店，竟有种被欺骗的感觉。话虽如此，后来我听说了“虎屋”的历史，才知道明治天皇迁都东京之际，因为舍不得最爱吃的“虎屋”羊羹，就把“虎屋”老板一家都带去了东京。所以，“虎屋”的总店既可以说是在京都，也可以说是在东京。
我成长于金泽，进入学生时代后长住京都，这两个城市的和果子都很好吃。不只名店，连街角小店的品质也很高。在这些小店买两三个不耐放的鲜果子品尝，是我当时的乐趣。
用道明寺粉制作的、透过皮能看见馅料的樱饼；艾草香扑鼻而来的艾草饼；拿在手里走两步都怕碎掉的水羊羹。比起精心熬制或百般雕琢的和果子，这些简单的、基础的和果子随处可见，随便买都不会失败。这也是京都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这样的店铺，大多数是由沉默寡言的老爷爷、老奶奶靠双手经营的。观光手册里不会有它们的名字，但仅靠口口相传，也会有客人光临。
洛北[4]有家公认美味的小店。
店主是对老夫妇，每年丹波栗成熟的三个月里，他们都会制作栗鹿子饼。将大颗的丹波栗煮熟，掏出栗仁，倒入事先熬好的丹波红豆馅中，将二者混合，包在茶巾里印出布纹就算完成。方法看似简单，但店主必须对栗子与红豆这两种原料有绝对的自信，熬出的红豆馅也必须恰到好处，否则做出的点心就卖不出手。无论是那甜度刚好的馅料，还是包裹其中松软热乎的栗子都十分可口，世上虽有众多含栗量百分之百的名牌栗金团[5]，老夫妇家的栗鹿子饼却有不输名牌的味道。
这家店的栗鹿子饼只能预订，而且是以十个为单位，从不零售。每当顾客前来，老爷爷都一脸不耐烦似的递出果子，好像在说“赶紧拿走”。店里贴着“如需收据，必须提前说明”的字条，想来是因为太忙了。在换季的日子里，每天都要从早到晚烹煮、剥出数公斤丹波栗，确实是项大工程。
他们家的包装也是不起眼的塑料盒，上面贴着注意事项：
“本品请于当日（晚十一点前）食用。如冷藏，虽能保鲜至翌日，口感也会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十个一盒的栗鹿子饼中，只有一个下面垫了纸，方便立即取出食用。终于拿到手时，我立刻扯出垫了纸的那个，火速吞下肚。到家前，已经消灭了两个。
因为当晚十一点前必须吃完十个，我便会邀请某个朋友过来，或直接送去附近的朋友家。晚饭后又吃掉两个，毕竟甜食不占肚子[6]，再多也吃得下。
一想到老爷爷挑剔的模样，我就忍不住想说：“要你管，超过晚上十一点又怎样”，把剩下的栗鹿子饼放进冰箱。那一刻涌起的罪恶感简直别提了！
第二天早上，我把剩下的几个也吃了。我的味觉不够精细，分辨不出差异，隔夜的栗鹿子饼入口依然美味。唯一挥散不去的，就只有心中的愧疚而已。
这家洛北小店一年一度的栗鹿子饼，是我每年秋天的至高享受。一到九月，算着差不多到时候了，我就会前往洛北。当初离开京都，想到以后都吃不到他们家的栗鹿子饼了，我颇为遗憾。记得我喜好的朋友每每到访东京，都会特意准备礼物，唯有这家店的栗鹿子饼不易携带。有一次，好友听说有种“冷冻快递”，就把它冷冻后寄了过来。我收到后十分意外，等它自然解冻后尝了尝，味道并不逊色于刚做好的——啊，多少还是有点差别，但都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可一想起那位老爷爷的脸，我就无法开口拜托他把店里的点心冷冻后寄给我。他一定会狠狠瞪我，然后再也不卖给我了。
每年秋季来临时，店主夫妇都会年长一岁。我光顾那家店已有二十来年，那对老夫妇也比当初年长了二十多岁。小小的店铺不像后继有人的样子，看来完全是夫妇俩合力才经营至今。这么一想，一旦两人之中有谁出了什么意外，这家店也会难以为继吧。换句话说，他们制作的和果子是终极的期间限定[7]产品。
所谓传统，就是这样的东西吧。它们难以维持，也终将消失。
再过几年……我想跟记得“那味道”的朋友们一起回忆过去，聊聊“那位老爷爷家的栗鹿子饼真好吃啊！为什么要限定在当晚十一点前食用呢……”
* * *
[1]最中饼：和果子的一种。在糯米做的两张薄皮内包入红豆馅之类的馅料。
[2]和果子：日式点心的总称。与西式点心（洋果子）相对应。
[3]森八的蛇玉最中饼：森八是一家创建于江户时期的点心铺，总店位于金泽。蛇玉最中饼是该店的招牌商品之一。
[4]洛北：京都以北的郊外。
[5]栗金团：在煮栗子外面裹上白薯泥或豆泥制成的点心。
[6]日文里有“甘いものは別腹”（甜食装在另一个胃里）的说法。
[7]期间限定：只在某个时期或季节销售的产品。
卡斯蒂拉
如果说最中饼与羊羹是和果子的双璧，能与之匹敌的洋果子双璧，就是泡芙与卡斯蒂拉[1]。和果子和洋果子都只需要最基本的原料，味道上难以蒙混过关。话说回来，最中饼与泡芙还有一点相似：都是在外皮内填入灵魂般的馅料或奶油。羊羹和卡斯蒂拉虽然没有相似点，但在味道作不了假这方面倒是相同。我不爱吃羊羹，却很喜欢泡芙与卡斯蒂拉。
不过，卡斯蒂拉真的是洋果子吗？
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我不将它读作“蛋糕”，而是读作“卡斯蒂拉”。据说它是由葡萄牙人从西班牙王国的卡斯蒂利亚带到日本的。因为是卡斯蒂利亚的点心，所以叫“卡斯蒂拉”。
当时，从葡萄牙传入日本的东西应该很多，但最后在日本扎根的点心只有卡斯蒂拉与松饼。二者也有共同点，即原料只用了小麦粉、鸡蛋和砂糖，也就是说，不使用西式小甜饼或烤制点心常用的油脂。这太奇妙了。
彼时的日本禁止食肉，没有黄油也正常。中国的烤制点心虽不使用乳制品，却会加入动物油脂；冲绳的曲奇饼、金楚糕的原料里也包含动物油脂。如果没有动物油脂，可用植物油脂坯替。总之，制作饼干时加入油脂是常识，海绵蛋糕坯里要加入足够的油脂，才能做出口感绵密又美味的戚风蛋糕。既然如此，为何会出现刚才说的情况？
卡斯蒂拉看似简单，制作却很费功夫。外行最好不要挑战。先打发蛋液，使之充分起泡，然后加入小麦粉、砂糖，搅拌后倒入模型烘烤。如果起泡不充分，松散的蛋液就会下沉。如今有了电动打泡器，很容易就能打发，但过去估计只能用大号茶筅拼命搅拌。想想都觉得肩膀酸痛。
洋果子里，只有卡斯蒂拉会被放入桐箱[2]保存。在我小时候，卡斯蒂拉是生病时才能吃到的滋补品，也是探病时作为礼物的高级食品。
知道我喜欢吃卡斯蒂拉的人总是以此相赠。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我滞留欧洲期间，有人在我生日当天用航空邮件寄来的那个卡斯蒂拉。装在桐箱里的卡斯蒂拉看着非常高级，想来运费也很昂贵。
当时我想的是，欧洲人应该理解不了它的珍贵之处吧。如果给他们品尝，大概只会听到一句：“这是什么？装饰也没有，只是个海绵蛋糕？”我不愿听这些，所以决定不给他们吃。于是，我把卡斯蒂拉分给了当地少数几位日本友人，赠送的同时不忘郑重解释一句：“这个啊……”
果然，卡斯蒂拉应该算和果子。
在葡萄牙旅行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搭便车的穷游青年。他自称是大学生，而且对葡萄牙历史知之甚详。我告诉他，在16世纪，我们的国家之间交往很频繁。证据就是，日语里有许多词来源于他们国家的语言，比如“先斗”（ponto）、“很多”（tanto）、“襦袢”（gibão）……京都的“先斗町”之名，源于那里架设的大量“桥梁”[3]；形容“很多”的“たんと”，也源于葡萄牙语的“tanto”；此外，“襦袢”[4]源于葡萄牙语的“gibão”，据说是裙子的意思。
“16世纪啊……”青年眺望着远方，重复道，“那是我们国家的黄金时代。”后来，以繁荣自矜的葡萄牙王国迅速凋零，躲进历史的阴影，堕落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明明当时从众多殖民地搜刮了大量财富，又从南美掠夺了数量庞大的金银财宝，输入本国后却立即被用于奢侈的消费。当时的葡萄牙没留下任何财富积累，也没对后世进行任何投资。其间，贫穷的英国将全部财产倾注于产业资本，很快就在军事和经济上超过葡萄牙，跃居世界第三流的国家……青年脑中想必有这样一部世界史的剧本。
世界史上写着盛衰荣枯。但历史并非自然现象，无法像祇园精舍的钟声那样，见证胜者必衰的国家命运[5]。几乎所有国家的盛衰都是人类的手笔。换句话说，无论衰败还是灭亡，都是人祸造成的。
无论在什么时代，无道的领袖都会导致国家灭亡。青年的语气里饱含哀叹，感叹祖国的黄金时代不会再来。
说起来，日语的“arigatou”（谢谢）与葡萄牙语的“obrigado”发音相似。“obrigado，obrigado...”反复念上几遍，确实很像“arigatou”。我遇到过一个葡萄牙人，认为“arigatou”的确来源于葡萄牙语。她笑着对我说，那时的日本人不懂感谢为何物，是葡萄牙人教会了他们说“谢谢”哦。
眼下正面临被解雇风险的日裔巴西人听到这话，不知会作何感想呢？巴西人的母语是葡萄牙语。葡萄牙人将植被丰富的巴西国土占为殖民地，把黑人和当地原住民都变成了劳动力。后来，一些日本人也移居到那里。那些日裔移民的子孙，如今又作为劳动者来到日本。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制造业的短期工。由于汽车产业的不景气，这些人也蒙受了损失。行业繁荣的时候，他们被日本人榨干了利用价值，一朝萧条，又被弃如敝屣。他们可能会说：我们教会了日本人说“谢谢”，却没教会他们心存感谢。
这个黑色幽默是位葡萄牙女性告诉我的。她长年在一家日企工作，上司也是日本人。或许她早就受不了了吧。
哎呀，刚才是在说卡斯蒂拉。
我在葡萄牙旅行期间，在当地吃到的正宗的卡斯蒂拉只是一块干沙沙的海绵蛋糕。
这样想来，卡斯蒂拉的种子埋进日本的土壤后才迎来了华丽的蜕变，长出与原版果实似是而非的东西。苹果和杧果也一样。许多被引进日本的水果，最终都变成了其原产地无法想象的完美艺术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卡斯蒂拉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和果子。
* * *
[1]卡斯蒂拉：蛋糕（castilla）。出于后文中提到的原因，作者采用了较为特殊的拼写方式，故此处采用音译。
[2]桐箱：桐制的箱，用来赠送礼物或收藏贵重品。（编注）
[3]先斗町的“先斗”与“桥梁”同音，都读作ponto。
[4]日文中的“襦袢”指贴身单衣，后来指和服的内衬。
[5]这句话源自《平家物语》的开头：“祇园精舍的钟声，奏诸行无常之响；裟椤双树的花色，表盛者必衰之兆。”
母亲的味道
被问到“母亲的味道”时，我脑中立即浮现出烤苹果。
烤苹果这种东西，糕点屋不会卖，一般的餐馆也没有，是种只能在家制作、独属家庭的味道。
每年一到红玉[1]上市的季节，我就会跟在母亲身边，学着她掏空苹果芯，在里面装满砂糖，以黄油封顶，挨个儿摆在烤盘上。在火上烤一会儿，黄油就会融化，苹果连皮带肉被烤熟，香气便飘满整间屋子。那个时代还没有锡箔纸这么方便的东西。果蜜淌在烤盘上是淡淡的粉色，铲起它放入口中舔舐，是小孩子才有的特权。刚烤好的苹果很好吃，冷却之后也很好吃。切开后，果皮变得异常柔软，入口即化，我总是期待能吃到它。
烤苹果的味道独一无二。除了母亲做的，我再也没在别的地方尝过，所以深信它就是“母亲的味道”。
直到现在，每年红玉上市，我就会突发奇想地做一次烤苹果。万一不小心错过了红玉的季节，就会感到若有所失。做烤苹果，也成了一种追悼亡母的仪式。
小时候，我家里有烤箱。是能直接放在瓦斯炉上点火使用的旧式烤箱，生产于昭和30年代[2]，在当时肯定很少见。
家里还有烤炉锅。厚重的铁锅中央开了个甜甜圈似的小洞，将蛋糕液倒入其中，放在炭炉上烘烤就行。烤上一会儿就香气四溢，甜甜圈形状的海绵蛋糕坯就此完成。接着熬制无盐黄油，加入食用红色素后做裱花装饰。最后撒上银色的珠子或七彩碎片。每年圣诞节，我家都会烤一个这样的蛋糕。裱花袋里残留的黄油香醇浓厚又甜腻，将之挤出后含入口中，也是孩子才有的特权。
从事食品营销工作的岩村畅子女士，针对日本人的饮食生活写过三本调查作品：《变化的家庭 变化的餐桌——被真相破坏的营销常识》（劲草书房，2003年）、《“现代家庭”的诞生——幻想系家庭论之死》（劲草书房，2005年）、《普通的家庭最为可怕——彻底调查！灭绝的日本餐桌》（新潮社，2007年）。我读完非常惊愕，因为书里说我们这代人记忆中“母亲的味道”，其实与传统饮食毫不相干。
在岩村畅子女士出版第一本著作之后，我一直关注着她的新作。她身为ADK广告公司的研究员，在无人授意的情况下，自行开发了“食DRIVE®”的研究课题。能想到着眼于餐桌这一日常细节，真的很厉害。她对调查对象的餐桌进行了彻底的记录，为了证明可信度，还拍摄了照片。
其调查对象横跨三代人。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型[3]主妇（四十多岁）、团块次世代[4]（三十多岁）的主妇，以及养育了新型主妇一代的父母辈（六十多岁）的主妇。与其称这三代主妇为战中派[5]，不如说她们是成长于战后、拥有疏散与饥荒体验的一代人。这三部作品的副标题里包含“破坏”“灭绝”“幻想”三个词，分别对应了以上三个世代。书中有个观点：日本的家庭饮食在新型一代遭到“破坏”，并于团块次时代“灭绝”。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因为本该继承饮食文化的父母一代塑造的家庭形象，充其量只是种“幻想”。
根据她的调查结果，现代日本的家庭餐桌有如下特征。
“分别用餐”发展到最后，全家人一起吃饭的次数连一周两次都达不到。一起吃饭时，也并不吃同样的食物。不是在外就餐，也不是在家就餐，而是一种居中就餐[6]，餐桌上摆着各类外带小菜和熟食，有时还加上罐头或在便利店买的便当。就算有人挑食，其他家庭成员也不管，大家只挑自己喜欢的东西吃，想吃多少都可以。如果桌上没有自己想吃的，就自己煮泡面。这种家庭里不存在餐桌礼仪，也没人教孩子怎么拿筷子。
只挑自己喜欢的东西，想吃多少都行，这是自助餐（viking）的形式。如果问一个带孩子的母亲：“您家孩子的饮食是否达到了营养均衡？”对方的回答非常暧昧：“谁知道呢，应该达到了吧。”在奉行自助餐的家庭里，家长不会管孩子吃了什么。
岩村女士认为，现代家庭已经从“分别用餐”发展到了“各吃各的”阶段。一家四口各自用餐的时间不同，吃的东西也不同。餐桌上放着杯面、糕点、打包的小菜，家庭成员依旧遵循“冷餐自助”（buffet）的形式，只吃自己喜欢的。一家人再也不是“同吃一锅饭”的关系，主妇也不再关心同桌人都吃了些什么。优先考虑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一饮食习惯甚至影响了圣诞蛋糕，因为一家四口“喜好”各异，彼此之间又无法妥协，最后只好放弃完整的蛋糕，四人各买一块自己喜欢的口味。
当今社会的年轻人，已经是在“各吃各的”饮食习惯里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了。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丈夫也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喜好。有些男性在单身时期养成了习惯，爱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到便利店查看是否有新口味便当上市，他们结婚后依然如此，即使知道妻子在家做饭，也会毫不犹豫地购买喜欢的便当回家。妻子看到桌上摆的便当盒，也不会表示出不满。
想必读者们会问，在这种饮食背景下，社会上为何还会出现“美食家风潮”呢？对此，岩村女士用讽刺的语气补充了她的观察。
自称“我们全家都是美食家，对味道可挑剔了”的主妇口中的“美食家”，只不过是偏好某个特定品牌的现成“烤肉酱料”而已。作为调查者，岩村女士更注重人们实际做了什么，而非说了什么。这二者间的落差，正是她研究的对象。
传统饮食结构的崩溃发生在更早以前。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正月里的年节菜肴。“现代主妇”对过年毫无兴趣，认为年节菜肴应该由自家母亲或丈夫的母亲准备，自己一家只需要到某一边的父母家“做客”。有人连这也嫌麻烦，觉得自己没理由帮夫家人干活。即使父母一代不再准备年节菜肴，这代人也不打算继承。在不久的将来，年节菜肴大概也会变成地下商场售卖的装饰品。
岩村女士把这种现象称为“饮食崩坏”。其历史研究最可怕的一点在于，她认为这种“饮食崩坏”早已在日本战败后，从新型一代的父母那代就开始了。
战后日本家庭餐桌的历史，就是给传统饮食贴上“难吃、营养价值低”的标签并将其舍弃的历史。因为要靠食用油提高营养价值，50年代的农村新生活运动才会提倡“一天一道平底锅菜肴”。成长于这段时期的女性在80年代结婚，成为主妇。当时，主妇们最常做的三道菜依次是：咖喱、炒蔬菜、汉堡包。吃着这些食物长大的21世纪初的主妇们，餐桌上只有从便利店买来的家常菜。在更早以前，从战败后那代人开始，饮食的崩坏与传统的断裂就已经发生了……
“母亲的味道”仔细想来，无论是我们三兄妹成长时期常吃的、加了浓厚芝士味酱料的大碗蔬菜沙拉，还是我最爱的蛋包饭，都是母亲小时候不曾吃过的。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生长在北陆[7]偏僻城市的母亲不可能吃过那些东西。母亲是把自己从未吃过的东西做给了孩子们吃。
原来是这样啊……话虽如此，她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
母亲那代人获得信息的来源，不外乎常去的基督教会创办的烹饪教室、杂志上的烹饪食谱，以及后来的烹饪节目。在相当一段时间，饮食文化的传承方式就从家庭过渡到了媒体。
男人们恋恋不舍的“母亲的味道”，原来只是一种根基浅薄的幻想。想来真是要笑掉大牙了。
如果我做了母亲呢？属于我的“母亲的味道”会是什么？如此自问自答的我也令人发笑。
小时候，我在家从不给父母打下手。彼时的社会风气是，与其让孩子打下手，不如让他们好好学习备考。我们家的饮食传承断在了我这一代，离家之后，我却在求学的京都学会了做菜，还是在京都那种摆满小菜的酒馆吧台座位上。
“阿姨，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呀？”
一边发问，一边醉醺醺地记下烹饪步骤，这些菜就是属于我的味道。如果我有孩子，她／他会称其为“母亲的味道”吗？
我真是没资格嘲笑别人。
* * *
[1]红玉：苹果的品种。
[2]昭和30年代：1955—1965年。
[3]新型：原文为“新人类”，是指拥有不同于旧时代的新型价值观与感性的年青一代。该词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
[4]团块次时代：指团块世代的后一代。团块世代，指出生于“二战”后“婴儿潮”的一代。
[5]战中派：在“二战”中度过青春期的一代。
[6]居中就餐：原文为“中食”。在家吃从外面买的食物。
[7]北陆：面向日本海的日本中部地区。具体说来是新潟、富山、石川、福井四县。
好奇心
我从小就是个好奇心强的孩子。
学校放暑假布置了课题研究，我想到一个好玩的点子。
在家门口的马路上放一枚硬币。有多少过路人会发现它，又有几个人会捡起它呢……我躲在角落里观察、计算，并提交了相关报告。
这里的问题在于，究竟该放多大面值的硬币。铝制的一日元硬币在沥青马路上并不显眼，即使有人看到，也可能视而不见。十日元硬币用作实验太昂贵，小孩子也负担不起。如果捡走的人太多了，还要不断地补充。想来想去，我最后决定放五日元硬币。那是昭和30年代的事了。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躺着不动都会汗流浃背。我观察了两三个小时就累得不行，最后赶紧撤退了。印象中，发现地上有硬币的人很少，停下脚步捡起硬币的更是只有一两个人。加上那是住宅区的马路，行人本就不多。但我也有收获，就是意识到，走路时会盯着地面的人很少。
欸？你问我这种发现有什么意义？
什么意义也没有。
只是因为有趣。因为我想知道，人类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如果把五日元硬币换成十日元会怎样？换成一百日元又会怎样？如果换个地方，在繁华的街道，或是学校的走廊做这个实验呢？结果会发生什么变化？就算看到硬币，也会因为顾忌四周的目光，不好意思捡起来——这样的人会增多吗？诸如此类，问题可以不断地拓展。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方法叫“定点观察法”。是今和次郎提出的“考现学[1]”研究方法之一。1888年，青森出身的今和次郎进入东京美术学院，对明治至大正时期的日本都市风俗颇觉惊讶。1925年，他对银座街头的风俗做了定点观察，并把结果发表在《妇人公论》上。这一研究将银座街头的绅士和淑女按服装与发型分类，分别计算出洋装与和服、西式短发与日式发髻的数量。
数据显示，西式短发占比为42%，日式发髻占比为31%，折中发型占比为27%。其中，男性几乎都剪了西式短发，与之相对，女性剪短发的比重为0，梳日式发髻的比率很高。首先受到“文明开化”影响的男人们，想必还对短发洋装的女性心存畏惧吧。我眼前浮现出一位身穿西装的绅士，以及落后他三步，盘日式发髻、穿和服的女性。
知道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这些信息，对理解当年男性普选法的通过，以及后来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等，可谓毫无用处。但它也让我们看到，欧化的影响在男女之间差异巨大，其中，发型的改变先于服装。
最重要的是，它能满足人的好奇心。让人一边感叹，一边惊讶着接受事实的冲击。这很有趣，不是吗？
考现学发端于日本，而非从国外引进。如果说考古学是致力于收集深埋于土中的陶器碎片，以此复原过去的全貌，考现学就是力图拼凑眼前各种毫无关联的断片，试图雕刻出“当下”这一时代的全貌。因此可以说，考现学建立在考古学的基础上。因为考现学没有对应的外语词汇，学者们便效仿“archaeology（考古学）”，为其命名为“modernology”。
同一时期，民俗学学者柳田国男出版了《明治大正史 世相篇》（朝日新闻社，1931年）。他在序言中表示自己“故意没有使用任何固有名词”。翻开目录，标题都是诸如“时代之音”“田园的新色彩”“恋爱技术的消长”之类。说起民俗学，人们往往会产生“向某地长者打听过去的事”的联想，可以想见，这本书在当时很是新鲜。由于柳田国男沉迷于眼前极速变化的流行与风俗变迁，这本书的主人公不是人物或事件，而是缓慢但切实发生着改变的景观与感觉。说起来，民俗学原本就是同时研究“不易”与“流行”的学科，如果只关注“不易”，就无法孕育出以“流行”为对象的研究……
我到京都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有个团体对这类变化很感兴趣。那就是“现风研”，全称“现代风俗研究会”。创会之初的成员，有很多成了后来的知名学者，像桑原武夫先生、鹤见俊辅先生、多田道太郎先生，等等。
我之所以研究社会学，是因为对有生命的对象拥有无止境的好奇心。当时，社会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我自认对世界一无所知，以为社会学能满足我对一切事物的关心。
实际入学后，我却非常失望。因为大学课程都是照本宣科（大教室的公共课），社会学课本里描述的“社会与个人”，好像也根本不包括我这个女人。因为找不到归属感，我四处徘徊，此时收留我的就是“现风研”。
“现风研”的管理者之一，是法然院的前任住持，桥本峰雄先生。因此，“现风研”的集合地点总是在法然院的厢房。屋里除了学者、本科生、研究生，还有设计师、市场营销员、美容师、编辑，等等，大家无论出身与年龄，挤在一起热烈讨论，彼此间没有隔阂。
如今想来，桑原武夫先生、鹤见俊辅先生都是把本专业的法国文学或哲学当作门面，背地里享受着“现风研”的快乐吧。所以他们纵使忙碌，也会偶尔出席我们的研讨会。
在这里，诞生了熊谷真菜女士的《章鱼小丸子》（ Libro port ，1993年）、永井良和先生的《社交舞与日本人》（晶文社，1991年）等诸多作品。大阪最具代表性的章鱼小丸子诞生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出现并普及的？情侣般抱在一起的社交舞，为何能在战前男女不同席的日本人之间流行，并催生出一系列舞厅，之后又走向了衰亡？最近，社交舞为何又在老年人之间再次流行？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试着提问，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谜团。不拒绝无聊的提问，而是紧咬不放，持续探索，就能触及意想不到的深刻答案。就算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答案，也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不也很好吗？做研究，其实就是一种死前的消遣，是一种只图自己痛快的恶行……聚集在这里的人都深谙此道，一同享受着研究的乐趣。关西人的放浪形骸，也是一种善于发现乐趣的精神。
最近，源自国外的“文研”，即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相当流行，看到“韩流电视剧的接受研究”“摇滚音乐的文化社会学”等题目，我不禁感叹：什么呀，这不是关西研究者早在半世纪前就做过的东西吗？
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立志研究社会学的人必须具备的素质里，第一是好奇心，第二是灵敏，第三和第四不知道，第五才是智力。
* * *
[1]考现学：以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为对象，指定地点和时间，进行有组织的调查与研究，由此对现在世相和现代风俗进行分析、解释的学科。名称来源于对“考古学”的效仿。
记忆
有一次，我与小学认识的朋友久别重逢，聊起往事。朋友的回忆充满细节，精彩纷呈，我却听得头昏脑涨。
“话说，你还记得吧？”面对朋友的不断询问，我试图跟上她的讲述，在脑海里拼命搜索，但记忆里一片空白，再怎么回忆也只是瞎忙活。
“你再想想，就是那所学校后庭里的花坛，在那个角落里……”朋友一个劲儿地说着，我却只能报以暧昧的微笑。
她越是描述，我越是觉得她的记忆丰富多彩、栩栩如生，我的记忆则像一片乌云密布的天空，混浊又单调。据说随着年龄增长，人们会渐渐记不清最近的事情，很久以前的记忆却会变得鲜明；可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也许是我记忆力特别差，不过好像也不只是这个原因。
我读过一本介绍受虐孩童经历的书，从中得知，遭受虐待的孩子会忘记那些记忆。为了活下去而自行封印痛苦的记忆，孩子们对这种智慧无师自通。我虽没受过虐待，那些单调的记忆却昭示着我童年的乏味。想到幼时可怜的我，真想伸手抱抱她。
打我记事的时候起，父母就在不断地争吵。母亲感叹父亲的专横，常在我们跟前抱怨。我还记得小时候父母吵架，我和哥哥躲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门后，吓得一动不动。作为家中长子的媳妇，母亲与祖母的关系不好，而当父亲的妹妹们来访，姑嫂间又会有别的矛盾。据说成长于大家族中的孩子因为见惯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形成的人生观与核心家庭长大的孩子有很大区别。当时的我很恨独断专行的父亲，如今回首，才体会到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肩上所负的重担与心底的孤独。我对无人理解的他心怀恻隐。
翻看幼年时期的照片，会觉得我一点也不可爱。那时的我确实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小孩吧。如果现在的我遇到童年的我，一定也会觉得她不讨人喜欢。在所有的照片里，我从没露出过孩子气的无邪笑容。那时父亲溺爱我，我也吃准了这一点，每当他想给我拍照，我就摆出pose（姿势）配合。
但非要说起来，小孩不可爱，也不是小孩自己的责任。
我成长在被过度保护的高墙之内，与附近的小孩团体毫无交集。每天放学回家丢下书包，也没有关系要好的邻居一起玩。仅有的几个朋友，也只能在约好的情况下被邀请过去玩，而且只能在对方办生日会的时候。我虽然有哥哥和弟弟，时常跟他们玩西部片或剑戟片的角色扮演游戏，但也只能待在高墙之内。因为对墙外的世界心怀憧憬，我很喜欢爬上墙壁，偷看邻居家的院子。话虽如此，当时的我还没有走出高墙的智慧与勇气。
因为我对社会一无所知，于是接受了父亲的安排，进入他物色的中学、高中。当我提出要考驾照的时候，父亲说：“女孩子不要那么辛苦，坐副驾就行了。”我心想：哦，这样啊。就遂了他的意。如今想来真是难以置信。父亲的方针是把女孩子养在风雨不侵的温室里。为了反抗他而选择外地的大学，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之所以这么做，大概也是直觉告诉我，继续留在家里会变成废人。离家求学的选择是对的。从那以后，我的人生才真正拉开了帷幕。跟常人一样吃了苦碰了壁，我才终于意识到何谓自我，何谓社会。
出身于如此“险恶”的家庭，我却最终走上了正道，真是不容易啊！我偶尔也想要表扬自己。
有一次，我心绪翻涌，不觉对母亲吐露了心声：
“妈，我离家以后，靠自己重新教育了自己哦。”
听了我好不容易说出口的话，母亲的反应却令我语塞：
“既然如此，你也明白我的教育方式比较好了吧？”
看来，我还是输给了名为“母亲”的生物。
“我小时候肯定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吧？”
“不，那时的小千鹤超级可爱哦。”
说这话的，是我还在襁褓中时，给我换过尿布的女性。当时，父亲经营一家个体诊所，十多岁的她借住在我家，同时给父亲当助手。在我快满三岁时，她就离开了。小孩子记不住三岁前的事，所以我并不记得她，她却还记得我。在给自己换过尿布的人面前，我大概永远抬不起头来。
母亲动不动就抱怨我以前不好带，所以我一直觉得在她心里，幼时的我是个麻烦的存在。人对自己幼年时的记忆，更多的是听到周遭人的谈论——比如“你小时候……”——重新塑造的。我回顾童年时想不起任何开心的事，大概也是由于父母谈论时的态度并不积极。
然而，那位女性修正了我的记忆。她记得我早已忘记的过去。父母去世后，保有我童年记忆的人已经很少了，她是其中之一。
她是从中国东北撤离回国的人。为了在战后的社会生存，吃过很多苦头，在我父亲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下定决心去东京，结婚后有了家庭。如今，她的两个女儿都已成年，自己和丈夫也相敬如宾，生活十分安定。在父亲长期卧病的日子里，她不时寄来图案可爱的明信片，用清秀的字迹写着平淡的季节问候。当时的我负责在父亲枕边朗读那些明信片。送走父亲后，为了感谢她给病床上的父亲带来慰藉，我出发前往东海地区[1]，去她的住所拜访了她，见到了这位仅通过明信片交流的女士。我与她的对话就发生在此时。
与她记忆里那个童年的我相遇，让我凝固的记忆纷纷瓦解、凋零。
诺玛·菲尔德（Norma Field）是美国占领军士兵与日本女性生下的孩子，她写过一本《才不是怪孩子呢》[2]（大岛熏译，MISUZU书房，2006年）。书中有部分描写令人印象深刻。外祖母一手养大了有外国人长相的外孙女，外孙女认为自己这样的“怪孩子”一定给外祖母丢脸了，成年后的她与临终前的外祖母发生了如下对话：
“外婆，带我这样的怪孩子去看医生，你不觉得烦吗？”
“才不是怪孩子呢。你是我引以为傲的孩子呀！”
原来外祖母记忆里的自己“才不是怪孩子呢”，这句话也成了外祖母死前留给她的最甜美的礼物。
旁人记忆里的我，对我而言很陌生，但他们对我的宽恕，却让我与自己达成了和解。我想珍惜拥有这些记忆的人。
* * *
[1]东海地区：本州岛中部靠近太平洋的地区。一般是指静冈县、爱知县、三重县及岐阜县南部。
[2]原书名为From my grandmother’s bedside。此处根据日译名翻译。
W坂
金泽是一座河岸连接地上的城市。名为“犀川”与“浅野川”的两条河流削平了高地，形成天然要塞，加贺百万石[1]的金泽城[2]坐落于河流间的高地，附属于金泽城的兼六园则是前田家的庭院。因为市中心就建在这块高地上，途中地势忽高忽低，自然形成了许多坡道。
我就读的高中名为“二水高中”，是男女混读的县立学校。校名源于“两条河流”。我和朋友时常打趣它“就是二流高中的意思咯”。这所学校并非驰名县外的升学名校，前身是所女校，名为“第一女高”，所以有种说法：“娶妻当娶二水毕业生。”校内女性地位较高，学校的政策也比较温和。
高中生活本该“讴歌青春”，实际上也有不少烦恼。
十六七岁的年纪，不算小孩也不算大人。看不见未来的出路，也对自己毫不了解。虽然想借升学的机会离开父母所在的家庭，但学习很无聊，也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学。虽然想脱离父母的管束，却也因此意识到自己的弱小。明明对社会一无所知，又因为读了太多书，对人生感到倦怠与失望。偶尔甚至会产生无法纾解的愤怒、坐立难安的焦躁感，想毁灭世界，让一切重来。
但我并非特例。每个人在高中时期都有过类似的情绪吧。
尤其金泽这座城市，是一片沉淀了太多过去，且拒绝变化的土地。事物堆积发酵，散发出近似腐败的臭气。列维-斯特劳斯[3]提出的“烹饪三角”包括煮的东西、烤的东西、腐烂的东西，其中，我一直最喜欢“腐烂的东西”，即发酵类食品。其实发酵与腐败，只是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出生于京都的朋友曾为我拆解“嗜好”这个词，说它表示“老人觉得美味”，我不禁点头称是。腐烂的食物，不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我的同学里少有工薪阶层的孩子，大都是商人、手艺人、医生或僧人的儿女。每次去朋友家玩，总会听到他们的声音从老店铺深处的阴影里传来。我们这代人虽已出现少子化倾向，家中的长子长女却依然被视为家业继承人，十几岁已经有了自觉，对早已注定的人生半是理解、半是放弃。
在这个一成不变、宛如腐烂的城市里，我会像母亲一样结婚生子，又像祖母一样老去吗……虽然我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却很清楚地明白自己讨厌什么。
我就读的高中位于犀川之西的寺町台。我家也在寺町台。新修的教育中心则在市中心的高地、靠近金泽城的位置。那里的图书馆不仅为市民提供了方便，还安装了当时少见的空调，一到夏天，本地高中生都爱去那里复习备考。从学校到图书馆一定会经过一条坡道，即W坂。
“寺町”正如其名，路上密集分布着各个宗派的寺院，穿过这条路，走下陡坡，就能看到横跨犀川、通往兼六园的樱桥。樱桥也如其名，一到春天，河畔开满樱花，十分美丽。桥下立着室生犀星所作的《杏子》的歌碑，据说他笔名里的“犀”就取自“犀川”。这道陡坡上铺了石梯，从侧面看像个卧倒的“W”，所以被叫作W坂。石阶小路上无法通车，两旁栽满上了年头的樱树。
春夏秋冬，我从这里经过了多少次呢？樱花盛开的时节，花瓣如雪花飘零。花落满地，我踢着路面厚厚的花垫行走。樱树长出嫩叶，树冠逐渐挡住河面风景，到了夏天，蝉鸣聒噪不已。秋日里，樱树的落叶铺满石阶，走路时总能听到干燥叶片的摩擦声。严冬袭来，树叶掉光，干枯的枝丫间依稀可见白雪覆盖的城市屋顶。
无论是阳光刺眼的白天、微暗的黄昏，还是落日后的黑夜，我都曾途经此处。自从我在繁华大道“香林坊”背后发现一家咖啡店并成为那里的常客后，途经W坂返回寺町台的家，就成了我每天既定的路线。香林坊背后还有家电影院，每天连放三部老电影，我也曾坐在昏暗的座位上观赏过。那时的高中生被禁止做这些事，正因如此，才给人一种打破禁忌的愉悦。
再长大一点，我学会了喝酒，习惯在犀川的河岸边吹着风醒酒，之后再爬上坡道回家。
W坂。每当听到这个名字，我就会想起一些难过的往事。
那时的我总是低头走路，回忆里全是阶梯与石头地面、樱树树荫与踩枯叶的声音。事实上，这条坡道虽被树荫遮住了远处风景，每到冬天，树叶凋零，还是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样貌，我也曾在此驻足欣赏。金泽是座美丽又古老的城下町[4]，市内遍布瓦片屋顶。产自九谷烧[5]发源地的挂釉瓦片像层层起伏的波浪，在黑色的屋顶闪闪发光。冬天站在坡道上，白雪覆盖的城市屋顶一望无垠。这景色在游客看来是美的，在当地人眼里却是麻烦与苦涩。我驻足观看的视线并不属于游客，所以会叹息着问自己：我也要继续在这座城市里，像这样活下去吗……
江户时代，越后的文人铃木牧之写过一本《北越雪谱》。正如书中所言，北陆地区的人们一到冬天，就要与雪抗争。瓦片屋顶本就沉重，北陆的湿雪也不遑多让，二者相加，若不及时铲除，房屋就难以支撑。因沉重的积雪导致家里门窗无法移动的家庭数不胜数。在这瓦片铺就的屋檐下，家家户户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母亲去世后，独住金泽的老父亲每天都会收看天气预报。一旦没有及时除雪，连出门都会变得困难。每当听见天气预报说北陆地区要下雪，我就会胸口一痛，担心举不起铲子的老父亲是否安好。父亲去世后，最让我深感解脱的，就是北陆的天气预报不会再让我心痛了。
在得知我的老家是金泽时，有人会对我说：“金泽是个好地方呀。”我一般会回答：“是啊。对游客来说确实如此。”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如果是以游客的身份，我也想再去一次。
说真的，我并不讨厌积累时间、缓慢发酵的古城。比起新兴的郊外住宅区，这里要好得多。我孑然一身，偶尔也会摊开日本地图思考接下来要去哪里住呢？松江、松本、松山、仙台……选中的都是些历史悠久的城下町。不知为何，带“松”的地名很多。那金泽呢？父母离世之后，它还在我的选项里吗？
这条坡道我一个人走过，也和别人一起走过。有一次突然被人抱了肩膀，我吓得急忙逃跑；还有一次跟我单恋的学长并肩而行，为了隐藏自己煎熬的心情，低头躲进了长满嫩叶的树荫。
地点与风景相结合，总是会唤起鲜明的记忆与身体感觉。W坂就是这样的地点之一。即使忘了某个时间走在旁边的是谁，我也清楚地记得樱树树荫下的气息、落叶发酵的气味，以及冬天刺痛脸颊的河风与当时的心情。
我曾是个孤独的孩子，度过了孤独的青春岁月。不是没有朋友，但数量不多，也不需要太多。如今虽然受惠于人际关系，却并未因此爱上被人群包围的感觉。聚会之类的活动我会尽可能推辞，与人聚餐时最好少于五人。直到现在，我也不讨厌孤独，亦不以此为苦。
精神科医生斋藤学先生写过一本书，并在里面回答了读者“交不到朋友”的困惑。针对这个问题，斋藤先生是这样写的：
“你拥有享受孤独的能力，这很优秀。……不要再觉得‘孤独有罪’了。”（《家庭悖论——成瘾·家庭问题 隐藏在症状里的真相》，中央法规，2007年）
他的解释如下：
“在人群中如鱼得水的人，因为总能在浅层次上实现自我表达，所以不会对‘想表达’这件事深入思考……‘表达’必须以孤独为代价。没经受过孤独的人看似快乐，实则也只是个普通人。唯有孤独的灵魂，才能创作出作品。”
世上大概也有无法创作出作品的孤独灵魂，创作作品这件事也未必有价值。他的话很符合精神科医生的特质，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安慰。不过，要孕育出作品，确实需要先积累，才能让自己内在的经验发酵、沉淀。而这些，都是独自一人才能完成的、孤独的作品。
我虽然没生过孩子，却明白这种感觉。怀抱思绪的种子静静等待。随着时间的堆积，种子慢慢发酵、成长。或许最后会生出“鬼娃”，但那也是我孕育的作品。
回忆之所以美丽，或许也是因为，它终将腐烂。
* * *
[1]加贺百万石：指江户时期俸禄超过一百万的加贺藩。
[2]金泽城：修建于战国时期，最初为加贺一向宗的据点，经过几次改名易主和重建，最后成为加贺藩领主前田家的居所。
[3]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法国作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烹饪三角”是从哲学角度诠释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烹饪方式。
[4]城下町：在封建领主居住的城堡周边发展起来的城镇。
[5]九谷烧：产自石川县九谷的瓷器。历史可追溯至江户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