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张苍装模作样地推算了一番，继而严肃地帮刘邦解释：“暴秦那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朝代，只是周朝属下的一个闰统。夏、商、周都有好几百年，暴秦才十来年，怎么能算朝代呢？咱汉朝出身正统，直接继承的是周代的正朔，周代是火德，水克火，所以咱们是水德，正合适——陛下英明，陛下伟大，陛下说得一点儿都没有错！”
造座庙祭祀黑帝
从来都说秦汉、秦汉，其实这么连着说很不恰当，因为秦、汉不是紧连着的，中间有断代。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年底，赵高谋杀了二世胡亥，接着秦始皇的侄子子婴又杀了赵高。但是这个时候，咱们开头说的那个刘三儿已经领兵突破武关，逼近秦都咸阳了。所以子婴再不敢称秦三世，而是退一步称秦王，希望可以靠着归还关东诸侯的土地来苟延残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秦朝已经没了，可汉朝还远没有建立。
子婴当秦王才四十六天，刘三儿就杀进咸阳，灭掉了秦国，但他也没能赶紧把汉朝建立起来。一个多月以后，项羽率领诸侯联军进入咸阳，宰了子婴，然后把刘三儿赶去西边儿的穷乡僻壤，封他做汉王。汉王当了整整四年，刘三儿才终于称帝，建立汉朝，史称西汉。所以说，秦、汉之间有将近五年的空白期，历史上叫它“楚汉相争”，其实啊，也可以叫它“西楚朝”。
且说汉王二年（公元前207年），这时候刘三儿大概已经改名刘邦了，他正在跟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西楚霸王项羽连番恶战。
刘邦这时候还见不着胜利的曙光，不久前，他刚趁着项羽远征齐地搞了场大突袭，打下了西楚的首都彭城，可是屁股还没能坐热，就被心急火燎赶回来的项羽杀了个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连老婆孩子都被敌人给逮了去，自己是连滚带爬地逃回了关中。可是这位仁兄没心没肺，也不弄块凉席挂块苦胆找机会报仇，反倒优哉游哉地躺在秦朝旧宫里，晃着脑袋问部下：“这个……秦朝当年供的都是些什么神哪？”
部下告诉他，秦朝祭祀的是四方天帝，青、白、赤、黄。刘邦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我听说一共应该有五帝呀，这怎么才四个？”大家伙儿都说没听说过，不清楚，刘邦说看来还有一个黑帝，得等着我这位真命天子来帮他建祠堂了。
上古时候部族很多，几乎每个部族一个神，就算比不上日本神话里的八百万天津神，上千总是有的，上万也不一定。后来有些神跟随着他的部族灭亡了，有些神跟随着他的部族兴盛起来了，更多的神则跟随着他的部族融入了别的部族神话体系中。等到阴阳五行学说产生，把五方都配给了五行，就出现了五方天帝的说法，即东方为青帝，西方为白帝，北方为玄帝，南方为赤帝，中央为黄帝。再后来，干脆把大批远古神灵往这些空头帝号里套：青帝就是太皋氏或者伏羲氏，白帝就是少昊氏，玄帝就是颛顼氏，赤帝就是炎帝神农氏，黄帝就是轩辕氏。这套体系是啥时候最终定稿的不好说，但可见楚汉相争的时候，起码空头五方天帝的名号是已经定了的。
于是乎，刘邦就开始建庙祭祀黑帝，他这个在当时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劳民伤财举动，谁料想对日后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刘邦一度被项羽打得很惨，可是翻盘也快，因为项羽本身糟糕的用人和分封政策，加上想到哪儿打到哪儿的极度飘忽的战略手法，最终把自己给搞垮了。公元前203年，琢磨着全都打不下去了的楚、汉双方终于坐下来谈判，决定以鸿沟为界，在中国地图上画了条分割线，商定西经属汉，东经属楚。可谁想项羽才一掉头，刘邦的援军就到了，于是一个猛冲，在垓下把楚军彻底打残。项羽逃到乌江，精神已经崩溃，干脆抹脖子不活了。
就这么着，昔日的乡下小公务员刘三儿，就一步登天变成了汉高祖，西汉王朝终于建立。
这个从偏僻乡下冒出来的新王朝，初建的时候很没有规矩，因为刘邦嫌秦朝那一套礼仪太繁琐，下令全都给废了。结果在朝堂之上，群臣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一边喝酒一边表功劳，闹急了干脆拔出剑来砍柱子，把坐在上面的皇帝给吓个半死。好在这时候，有个叫叔孙通的儒生站了出来救驾，说这是上朝议政，不是酒馆儿聚会啊，得定朝仪，让大家伙儿都讲规矩。刘邦说好，你定套比较简单的试试，大家伙儿都是乡下人，太复杂了谁都搞不懂。
于是叔孙通就带着他一大票弟子开始制定朝仪，定完了就费劲巴拉地教会群臣。然后再等上朝的时候，大家伙儿全都规规矩矩，该站哪儿站哪儿，没人大声说话，没人拔剑乱砍，就算皇帝赐酒，也都按照一定顺序来先举杯敬贺皇帝，然后再喝。刘邦这下高兴啦，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原来这么尊贵啊。”
规矩要不定就不定，定了一套规矩，刘邦满意了，就难免会想再造另一套。马屁精们因此逮到了机会，纷纷上奏，帮王朝搞出种种无意义的表面工程来，于是就有人想起了德性的事情，请示刘邦，您看咱们得算是哪一德？
刘邦是半拉黑社会出身，比不上项羽、张良之类的高干子弟，素质实在不高，听了这话就想当然地拍板。他想当然什么呢？他想起自己当年给黑帝造庙的事情啦，因而傻呵呵地说：“你看，当年黑帝就等着我给他立祠，说明天命在我这儿，水德尚黑，那咱们汉朝就是水德吧，大家继续穿黑衣服。”
“咣当！”旁边一百个人倒下九十九个。
刘邦开口说咱就水德吧，这一方面说明他没文化，另一方面也正说明了斩白蛇起义的故事这时候也还没有编造出来。否则的话，上天的预示早就给了呀，你刘邦是赤帝子，赤色是五行中火的颜色，那么你建立的汉朝当然应该是火德啦。即便是水克火，水德的秦朝却偏偏被火德的汉朝给灭了，有点儿说不大通，可也终究比直接定水德来得靠谱点儿吧。
为什么呢？你想，秦朝就是水德啊，如今老刘家身为战胜国，就算不找个能克水的德性，也不能跟着秦朝走啊。何况秦朝办的是水事儿，按照后来司马迁总结的，那就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换句话说就是毫无人情，彻底法制，而且法律规条还极其繁琐、严厉。这时候老百姓最烦也最恨的就是这些玩意儿，要不然刘邦也不会一进咸阳就“约法三章”，把秦朝的厚厚一摞法律条规给大刀阔斧地砍剩三条。如今刘邦偏还要选水德，那不就等于宣告全天下，俺们跟暴秦根本是一伙的吗？这人可丢大发了呀。
所以听了刘邦的话，群臣是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不过周围的人虽然倒下九十九个，也还真有一个没倒的，这个人就是新封北平侯的计相张苍，他站将出来，清清嗓子，开始长篇大论。
这位张苍，以前曾经担任过秦朝的御史，精通天文历法，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想必对这连秦始皇都深信不疑的五德之说应该是烂熟于胸。那么他站出来是为了反驳刘邦吗？怎么可能，皇帝说话就是金口玉言，怎能算错？况且这种事儿也无关经济民生，顺着皇帝的话接着往下说就好了嘛，说法有点歪，咱可以帮忙扳正啊，道理说不通，咱可以帮忙找理由啊。
于是张苍装模作样地推算了一番，继而严肃地帮刘邦解释：“暴秦那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朝代，只是周朝属下的一个闰统。夏、商、周都有好几百年，暴秦才十来年，怎么能算朝代呢？咱汉朝出身正统，直接继承的是周代的正朔，周代是火德，水克火，所以咱们是水德，正合适——陛下英明，陛下伟大，陛下说得一点儿都没有错！”
刘邦这下可高兴了，嘿，没想到我随口一说还真蒙对了！你瞧，就连那么大学问的张先生都认可。于是汉朝的德性就这么定了下来，是水德，刘邦还特意在上邽郡建造了一座天水祠，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水德王朝。
别看张苍这借口很牵强，却为后世无数王朝开创了一个恶毒先例。以后经常就有人拿类似说法作为理由，把不顺眼的前朝忽略掉，改为继承一个比较光彩的朝代，充分显示了“五德终始说”的柔韧性和可塑性。
事实上，司马迁说水德是“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那是倒果为因。不是因为秦朝认了水德，所以才严刑峻法，而是因为它严刑峻法，所以司马迁才认为水德就是那个德性（北方的朋友们可以读轻声了）。当初邹老教授对于五德究竟该定义为哪五种人世间的道德好词儿就说得含含糊糊的，光跟五行相对应了，他的后世弟子也都没能搞清楚这个问题，或者压根儿就不打算搞清楚。
所以按照五行的说法，水的性质是“柔能处下”，你也可以说水德就代表了谦虚，或者代表了以柔克刚。换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秦朝的施政方针激烈、蛮横，按照五行的特质，硬说是火德或者金德也并无不可。汉朝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金、木、水、火、土五德，想安上任何一个都能够找出歪理来，刘邦想当然地一张嘴，你确实不能说他肯定就错了。
咱们再把话题拉回开篇那个司马迁堂而皇之在《史记》里记录的刘邦斩白蛇的荒诞故事，倘若把这个故事里的五行特质与五德相对应，则秦朝应该是尚白的金德，汉朝应该是尚红的火德。那么理由是怎么来的呢？很简单，因为西方属金，而秦国位于西方，南方属火，楚国则位于南方，所以才会拿“白帝子”来比喻秦帝，用“赤帝子”来比喻原为楚人的刘邦。这个荒诞故事对于刘邦敲定汉朝究竟属于哪种德，可以说毫无影响，但是谁都料想不到，在《史记》完成的一百多年以后，这个故事竟然又被翻了出来——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由此可知，刘邦随口敲定汉朝为任何一德，其实都不算什么大问题，马屁精们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来证明“陛下圣明”，而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都未必知道秦朝就曾经自认是水德，当然更不会把秦朝的暴政跟刘邦的水德认同画等号了。但是歪理也有看似圆不圆的问题，公孙龙可以说“白马非马”，但他不能说白牛是马，或者白马是驴，张苍硬生生把大一统的秦朝贬低为闰统，这种超强的柔韧性很难得到某些认死理的闲人们认同。于是等刘邦和吕后都死了，可以说西汉的开国期终结了以后，也就终于有人敢跳出来反对了。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贾谊。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史记·封禅书》节选
“拨乱反正”的成与败
贾谊是汉初著名的文学家、政论家，他年方弱冠就被汉文帝相中，召为博士，然后不到一年时间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年纪轻轻地登上高位，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当即遭到朝臣们的一致嫉恨，谗言满天飞，文帝被迫贬他为长沙王太傅，后来一度召回长安，可是又派去担任梁怀王太傅。贾谊又气又恨，才三十三岁就一命呜呼，为此深得后人的惋惜和缅怀——司马迁在《史记》里竟然把他跟屈原并列一传，也表示他的冤屈之深，跟屈原有得一拼。
就是这个贾谊，他年轻气盛，不畏权贵，更不怕张苍这种假学术权威，因而在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的时候，直接上书文帝，说按照五行相克，土克水，所以我大汉应该是土德，才能克掉水德的秦朝，强烈建议立刻全国改德，服装变黄——这大概也是文帝把他一脚踢到当时还很偏远、很蛮荒的长沙国的原因之一吧，你这说法也太反潮流了！
贾谊彻底失败，可是到了第二年（公元前166年），一个名叫公孙臣的鲁国人再度发难。不过有贾谊的前车之鉴在，公孙臣不敢再硬来了，而是采取了全新的策略。他在给文帝的奏表中预言说，根据符谶，过些日子将会有一条黄龙出现在成纪，黄色在五行里配的是土，所以汉朝应该奉行土德才对。文帝一瞧，心说这是张苍的专业啊，于是就转发给当时担任丞相的张苍，让他给审核一下。
张苍老奸巨猾，看到奏表，眼珠子一转，心说不妙——当初硬着头皮附和刘邦，主张汉朝该是水德的是我，如今这个公孙臣却主张土德，分明就是拆我老人家的台嘛。看起来光赶走一个贾谊，这股逆流翻案风还刹不住。不行，坚决不能承认这回事！于是张苍上奏，说咱汉朝的水德是有上天预兆的，那就是“河决金堤”。也就是说黄河下游的支流金堤河在秦末的时候发过大水，这不正好说明了西方的秦该是金德，而咱南方的汉该是水德，水旺盛而冲了金吗？
他可没有想到，公孙臣老谋深算，既然提到了黄龙的事儿，就不会是空口白话，而是早就有了巧妙的安排了。果然过了没多久，就有公孙臣的同党跟着上奏了，说小人确确实实千真万确在成纪瞧见好大好恐怖的一条黄龙。这一回张苍可是有苦说不出，人家一口咬定看见黄龙出现，然后又飞走了，你又证明不了人家是扯谎，压根儿没见过。于是舆论哗然，人人都说张苍是搞学术腐败，还打击异己，搞得这位老丞相是颜面扫地。
就这么着，公孙臣得意洋洋地进宫觐见，文帝当场给他封了个博士，下令编制土德的历法书；而张苍从此失宠，在丞相位子上死皮赖脸地又熬了几年以后，被迫称病回乡了。
或许公孙臣本人真的相信自己的推算准确无误，不过是为了对抗假学术权威才耍了个小花样，但他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头——要知道，这种声称发现祥瑞的事儿成本相当之低，但是收益却很高，于是后世纷纷效法。所以我们翻开史书，经常可以见到某年某月某日，谁谁谁在哪儿又瞧见一条龙，或者瞧见只凤凰、麒麟啥的，特报祥瑞云云，种种学术造假的根子大概就在公孙臣这里——至于韩国教授黄禹锡之类，不过是公孙臣多少代徒子徒孙罢了。
那么，汉朝就因此“拨乱反正”，正式从水德改成土德了？也没有。因为正当文帝作好准备，打算听从公孙臣的话下令改德，同时大家伙儿也都预备换服装的时候，突然碰上了另外一档子事儿，搞得龙颜大怒，一拍桌案改主意了。
究竟是什么档子事儿呢？原来有一个赵国人名叫新垣平，和公孙臣一样，都属于方士或者阴阳家一派，据说最擅长“望气”——所谓望气，就是说能够通过天上云彩的形状、走向，甚至能够通过别人瞧不见的虚空中气息的流布，揣测上天的意旨。这位新垣平原本不得志，只能在乡下骗骗村夫愚妇混点儿吃喝，可是一瞧见公孙臣靠着指使别人说见着黄龙了就平步青云，不禁动起了歪脑筋：这条道儿可以走，有前途。
于是新垣平也赶紧给文帝上奏，说我瞧见长安东北方有五彩的神气，应该建所庙宇来祭祀，里面青白赤黄黑五帝全有，汉朝正应土德。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有本事，不是上嘴唇磨下嘴唇随口一说，他还伪造了一只玉杯，上刻“人主延寿”四个篆字，诡称是一个仙人送给文帝的，同时献了上去。按照咱们前面的分类，说见着五彩神气是报祥瑞，献上玉杯则是造祥物。风遗尘整理制作。
文帝一接到玉杯，那真是爱不释手，他本来心眼儿就实在，加上耳根子软，当场就信了，立刻下诏建五帝庙，还封新垣平做上大夫，赏赐了不少好东西。新垣平就此得意起来，但这家伙不知道见好就收，为了稳固文帝对自己的宠信，成天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俗话说“常在水边走，哪能不湿鞋”，这位老兄越吹越邪乎，破绽也越来越多，这就给了正满心郁闷、打算趁早辞职的张苍老丞相反击的机会。张苍经过暗中调查，找到了帮新垣平在玉杯上刻字的工匠，于是立刻上书揭发。
新垣平一案，很快就落到了廷尉张释之的手里。这位张释之在汉初那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论后世的名气还在张苍之上，他最善于审断案件，按律执法，按法判刑，新垣平落到他手里，没费多大周折就全都招了。张释之大笔一挥：这是欺君罔上、大逆不道之罪，按照汉律该夷三族没得商量。所谓夷三族，就相当于俗话说的满门抄斩，不光犯人自己掉脑袋，就连爹娘、妻儿也都得被处死。
就这么着，新垣平全家都完蛋了，而汉文帝呢？他想到自己从前对新垣平的宠信，不禁觉得纯洁的小心灵受到了无情的伤害，从此对于方士、阴阳家那是恨入骨髓，对于种种祥瑞预兆也都心灰意冷了。最可怜的，公孙臣也连带着遭了池鱼之殃，立刻失了宠，因而改水德为土德之事，也就此不了了之。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
——《史记·封禅书》节选
儒生开始瞎掺和
汉文帝以后是汉景帝，汉景帝以后是汉武帝，直到武帝初年，大家伙儿还是习惯性地认为汉朝属于水德。武帝甚至还进一步发挥，干脆把刘邦设立天水祠的上邽郡改名为天水郡——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军姜维就是天水人，要不是武帝搞了这么一出，他原本该被称为上邽人。
一直等到日历翻到了汉武帝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真正“拨乱反正”的人物才终于出现。当时正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三个人一起上书给汉武帝，说现在的历法乱七八糟，尤其咱汉朝得到天下之后还没有改过“正朔”，所以得重新整顿和编制一下。
对于古代王朝来说，历法可是大事儿，历法直接关系到老百姓按季节播种收获，也直接影响到朝廷对于农业问题的施政方针，而在那时候，农业问题是全社会最根本的问题。那么“正朔”又是啥呢？一年之首就叫“正”，一月之首就叫“朔”，所谓正朔，就是说历法以哪一月、哪一天作为一年的开端。传说夏朝的时候，是以冬至以后第二个月为正月，算一年的开端；商朝给变了，以夏朝历法的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夏朝历法的十一月为正月；秦朝以夏朝历法的十月为正月——所以这么改来改去，大概是为了表示咱们跟前朝不同，有新气象、新历法吧。
所以按照规矩，汉朝替代了秦朝，也得改个“正朔”，当年刘邦那大老粗想不到这点，也没人给他提醒，所以没改，大家伙儿还是沿用着秦朝的历法。可那时候天文学和数学都很原始，编成的历法算定的一年，跟真实的地球绕太阳一圈，也就是“回归年”多少有点儿差距。一开始差几分几秒不算什么，但这种历法用的时间长了，就能差出好几天甚至一两个月去，直接影响到春播秋收。所以历代王朝经常会编定新的历法，一方面调整误差，一方面也越算越精细。
对于历法这种大事儿，汉武帝可不敢轻慢，当即准奏，并且叫来了御史大夫兒宽，说就由你牵头，带着那三位好好商量商量、计算计算吧，看看新历该怎么编，正朔该怎么定。
于是兒宽和司马迁几个人碰面一合计，觉得咱还是别再学商、周、秦三朝，一个月一个月往前推正朔了，这得多麻烦啊，干脆恢复夏朝正朔。于是他们编定了新的历法，定名为《太初历》，武帝全盘接受，并且根据新历法的名字，把这一年的年号改为太初元年。从此以后，两千多年过去了，历代王朝都说定正朔、定正朔，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真的改变过一年的开端，所以咱们现在所用的农历，都还有着“夏历”的别名。
《太初历》的编定，跟咱们这本书的主题关系极深，因为兒宽、司马迁等人编历的时候还夹带了一笔“私货”进去，那就是彻底“拨乱反正”，把假学术权威张苍一棍子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他们上奏汉武帝，重提当年贾谊和公孙臣的建议，要求抛弃水德，改奉土德。武帝跟他太爷爷刘邦不同，是个有文化的君主，也觉得当初张苍那套鬼话实在编不圆，就此准奏。
但是还有一件麻烦事儿。当时的儒家大宗师董仲舒曾经在他著名的《春秋繁露》一书中提出过一个全新的“三统说”，在《三代改制质文篇》一章中，他说：“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翻译成白话就是：“商朝是白色的国统，周朝是红色的国统，按照《春秋》的说法，如今该有新王朝，是黑色的国统。”
咱们更详细一点来解释这个“三统说”吧。按照这种理论，一年分十二个月，对照着天地间的十二种颜色，而其中有三个月最为关键，相应的三种颜色便被称为“三统”。哪三个月最关键呢？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三月。
说到这儿，大家伙儿要问了，无论农历还是公历，一年都只有十二个月呀，那第十三个月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原来所谓十三月，是指去除正月（因为夏、商、周、秦，各朝所规定的正月都不相同），而从二月起算，所以十三月其实就代表了一月。这三个月正当冬季，正是万物蛰伏，即将复苏的时候，象征着新的正统王朝即将诞生，所以各代的历法，就都从这三个月里挑一个当成一年的开端，定为正月。
拉回来说，十一月的颜色是赤色，所以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就代表了天统，尚赤；十二月的颜色是白色，所以商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就代表了地统，尚白；董老宗师没提夏朝，但他说了十三月的颜色是黑色，黑色是正统轮替的开端，也就等于承认以一月为正月的夏朝为人统，尚黑。最后他说，根据研究《春秋》所得，新王朝应该正黑统，以一月为正月，尚黑。
就正朔问题而言，他的话跟司马迁等人的一致，但就德性问题而言，这个三统说天然地跟五德说存在矛盾——黑是水的颜色，“黑统”云云，那就是说汉朝还该是水德呀。估计董老宗师写那本书的时候，压根儿不清楚贾谊或者公孙臣要求改德性的文章，或者虽然清楚却不赞成，所以他是按着当时官方说法来套用的标准答案。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也无非是两部奇幻小说的设定不同罢了，但在那时候可是了不得的、有关根本路线方针的大事儿。
要知道汉初尊奉的是“黄老学说”。黄就是黄帝，这位神压根儿就不存在，其实是指尊崇黄帝的方士、阴阳家一脉；老就是老子，其实是指楚地传统的原始哲学。到了汉武帝这儿，他觉得“黄老”不给力，不能给他好大喜功的开疆拓土提供理论依据，于是就把本来在朝堂上没多少影响力的儒家又给翻了出来。
武帝先是把儒家的平民政治家公孙弘提拔为丞相，接着又搬出了正在河北乡下写书的儒家大宗师董仲舒，把他请去都城长安。董仲舒一番高论，不仅清楚地阐述了从孔子、孟子一脉相承下来的儒学正统，还夹杂了大量自己才编出来的冒牌货，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当场就把武帝给听傻了。说白一点儿，孔子之儒是空想，孟子之儒讲王道，董仲舒之儒则彻底把儒家绑在了统一王朝的战车上，为天子统治全天下编造理论依据。对于这种实用理论，武帝哪有不喜欢的道理呢？
于是汉武帝当即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所以对于董老宗师的奇幻设定，汉武帝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他怎么也得给老先生留点儿面子，不能直截了当地说阴阳家的五德说是对的，儒家的三统说就错了。那该怎么办才好呢？没关系，武帝雄才大略，他既能接受人为编造的理论，也能自己编造理论，干脆玩儿一把中庸，把三统说中的正朔和五德说中的服色给糅合起来，编成一门边缘学科，从此定为官方理论。他在泰山封禅的时候搂草打兔子，顺便诏告天下，这才总算使得长时间的争议告一段落。
说句题外话，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也提到过这个三统说，还半开玩笑地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
总之，从汉初就延续下来“汉应水德”的大笑话终于在一百零二年后收场，在汉武帝的威光普照下，确定了汉朝应土德，汉人终于可以脱下保安服，换上黄马甲了。而儒家的“三统说”终于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合二为一，标志着方士、阴阳家们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从此推演五德的重任就交给了也逐渐变得神神叨叨的儒生们。
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
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武王受命，作宫邑于鄗，制爵五等，作象乐，继文以奉天。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成文武之制，作汋乐以奉天。殷汤之后称邑，示天之变反命，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制宜商，合伯子男为一等。
然则其略说奈何？曰：三正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牺牲角卵。冠于阼，昏礼逆于庭，丧礼殡于东阶之上。祭牲黑牡，荐尚肝。乐器黑质。法不刑有怀任新产者，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
正白统奈何？曰：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初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舆质白，马白，大节绶帻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牺牲角茧。冠于堂，昏礼逆于堂，丧事殡于楹柱之间。祭牲白牡，荐尚肺，乐器白质，法不刑有身怀任，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黑统，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
正赤统奈何？曰：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舆质赤，马赤，大节绶帻尚赤，旗赤，大宝玉赤，郊牲骍，牺牲角栗。冠于房，昏礼逆于户，丧礼殡于西阶之上，祭牲骍牡，荐尚心。乐器赤质。法不刑有身，重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白统，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节选
皇族神棍登场
土行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土德王朝的官员得穿黄袍子，但这种黄既不是杏黄也不是明黄，按照汉朝的印染工艺，估计还做不出那么鲜亮的料子来，汉官的服色是赭黄，说白了就是土黄色。说句题外话，后来官员的袍服主色越来越多，越来越杂，甚至根据官品高低还必须使用不同颜色，赭黄就变成皇帝的服色了（但不跟“朕”这个字眼儿一样是独享的），再后来皇帝改穿赭红袍，到了清朝才改成了独享的明黄。
汉朝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德性是土德，大家伙儿改穿黄袍子，那么问题圆满解决了吗？很让人头大，问题还没有解决，偏偏就在西汉差不多该结束了的时候，突然平地里又掀起一阵波澜来。而这股波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而且对后世千年都影响深远，始作俑者就是刘向、刘歆父子俩。
这爷儿俩大概是西汉皇族里除几个皇帝以外最有名的家伙了吧。刘向本名刘更生，字子政，是楚元王刘交（刘邦的同父异母兄弟）的四世孙。咱们知道，汉景帝的时候爆发过“吴楚七国之乱”，当时的楚王是刘戊，因为参与造反，战败后走投无路自杀了，但是景帝顾念着这一国根红苗正，没忍心废藩，就让刘戊的弟弟刘礼继承了王位。刘礼往后又传了四代，到了汉武帝的时候，这一代楚王刘延寿又打算谋反，结果比不上他叔祖爷爷，还没等动手就阴谋败露给砍了脑袋，楚国终于没逃了，还是被灭掉了。
楚国是灭掉了，刘交一系的王子、王孙可还没有死绝，终于出了个才华出众而又忠心耿耿的刘向。汉元帝的时代，刘向出任宗正，也就是皇族事务大臣，汉成帝的时代，又任光禄大夫，也算是副国级别的高官了。后世给刘向戴上的帽子不少，包括经学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他编写过《别录》《列女传》《战国策》等好几部书，可以算是著作等身的大文豪了。刘歆是刘向的儿子，本身也是强人一个，不光文科成绩好，理科也不含糊，曾经研究过圆周率，还打算重新修订又开始走形了的历法。
这时候，西汉朝已经彻底由儒家一统天下了，汉宣帝还曾经说过：“我家本来的制度，就是霸道和王道掺和着用，怎么能单单鼓吹道德呢？那些儒生喜欢借古讽今，怎么能够重用呢？”可是到他儿子汉元帝的时代，就把老子的话彻底当耳旁风，崇儒崇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刘向、刘歆父子本身就是大儒，再赶上这一时代风潮，于是刘歆在修订历法的时候，就彻底采用了董仲舒的“三统说”，编成了一部《三统历》，并且获得官方认可，在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正式开始实施。
刘歆既然这么崇拜董仲舒，本人在当时也算是一代儒家宗师，自然对于本来由阴阳家们推算或者说编造出来的“五德终始说”不大满意——竟然和“三统说”有矛盾，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就挖空心思去揪五德学说的漏洞，在老爹刘向曾经基于同样理由搞过的一些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刘歆就打了一个大胜仗，从而彻底埋葬了阴阳家们对官方德性学说仅存的一点点影响力。
汉儒跟孔子之儒、孟子之儒是不同的。孔子曾经说过“近鬼神而远之”，还说“天道遐，人道迩”，遐就是远，迩就是近，意思是上天怎么回事我不打算去研究，我光研究人事儿就得啦。孟子也差不多，他嘴里的天、王道之类词汇都是虚的，从来不去盘根究底。可是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这儿，儒家却吸收了大量方士和阴阳家的论调，开始讲“天人感应”，也开始大范围研究并大规模制造迷信了。刘向、刘歆父子作为董老宗师的徒子徒孙，当然也不能免俗，这爷儿俩都极喜欢“谶纬之学”。
“谶”咱们解释过了，在当时主要是由方士们编造出来的，用语含糊，可以正着理解也可以反着理解，是一种反正怎么说都能勉强说得通的预言；所谓“纬”，就是汉儒附会传统儒家经书所新编的一系列教材，跟“经”书相对，所以叫“纬”。“谶纬之学”，说白了就是拿迷信往儒家理论上去套，从而修正孔夫子的旧话：人道是近，可是天道也不远，夫子您是懒得多说，咱可全都研究明白啦。
有人根据《汉书·五行志》的记载作统计，算出刘向父子所推测的各种天灾人祸、灵异事件以及祥瑞预示，总共有一百八十二件，发表相关理论二百二十六则，是汉代儒生里面玩儿得最欢的，别人就算坐飞机也赶超不了。搁现在说，这俩人就是积年的老神棍，要再多拉几个门徒就能发展成邪教。那么这样的父子俩，怎么可能不痴迷五行、五德之类的言论呢？就算类似言论跟董老宗师的训示有矛盾，他们也会尽量去加以修订，而不会一棍子把五行、五德彻底打翻在地的。
所以刘歆不是直接判定邹衍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全都错了、“五德终始说”全面破产，而是拼了命地在故纸堆里狂翻，外加拼了命地列算式推演，非得挖出根儿来。“五德终始说”哪一点有问题，只要修订了那一点，就能让五德、三统两种学说完美地融合为一体，而不是像当年汉武帝的纯行政命令那样，硬生生把两种学说给扯到一块儿去。
其实算起来，突破口大概刘向早就已经找到了，但最终完善这一套全新的融合理论的，还得算是刘歆。原来，他们爷儿俩在苦研《易经》的时候，猛然间发现了一句“帝出于震”，是越琢磨越不对劲儿。你想啊，阴阳家们都说第一代人主是黄帝，论德性也是从黄帝开始论，可是根据五行学说，黄帝的位置是在中央，属土，而八卦里的震位则指的是东方，属木，这不矛盾吗？于是刘向父子赶紧又去翻董仲舒的著作，在字里行间，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是阴阳家们搞错了，董老宗师可始终都没错，只是没说清楚而已。
他们推算出来，原来“帝出于震”的“帝”并不是指黄帝，而是指的伏羲，因为伏羲一向是位于东方的，所以“包羲（伏羲）氏始受木德”。
刘歆经过长时间的钻研以后，给出的最终结论是，“五德终始说”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具体研究上却研究岔了——你看吧，果然相关天道之事，还得咱们儒生来讲，阴阳家们学艺不精，摸着了门儿却走错了道儿。
首先，德性该从伏羲开始算，而不是从黄帝开始算，伏羲的时代应该在黄帝之前。其次，邹衍说德性是“五行相胜”，也就是说五德的排序从来是后一个德克了前一个德，这从根本上有问题，应该按照董仲舒老宗师说的，“五行相生”，也就是说五德的排序从来是前一个德生出了后一个德来。因为汉宣帝还说“霸道和王道掺和着用”，从汉元帝开始就光说王道了，王道王道，哪能那么血淋淋地一个克一个呢？咱得温柔敦厚一点儿，得和谐一点儿，旧王朝灭亡不是被新王朝给克掉的，而是历史使命终结，自己咽了气的，正统新王朝的诞生，那都是顺应德性而生，根本就不该有暴力。
当然啦，事实就是事实，理论终究是理论，理论总有跟事实不大对付的地方，有些人是顺着事实修改理论，有些人则顺着理论修改事实——刘向父子就属于后一类。他们推算来推算去，还是发现有漏洞，最后只好把张苍的旧说法又给提了出来：秦代不以德治国，而是以严刑峻法治国，所以没有资格算“德”国，只能叫“闰统”。闰就是额外多出来的，比如闰年、闰月，所以秦朝是额外多出来的，计算五德轮替，不能算到它头上。
再者说了，按照“三统说”，正统王朝就该定十一月、十二月或者一月为正月，秦朝却偏偏定十月为正月，不正说明它不正统吗？
于是基于这三点认识，刘歆完成了一本名叫《世经》的书，把邹衍和董仲舒的理论框架都摆上去，然后合而为一，重新设计出一个更为恢宏的德性世系表。在这个表里，伏羲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位，他上承还没有建国的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应该算是木德；炎帝承接伏羲，木生火，于是炎帝就是火德（他还顺便敲定了炎帝就是神农氏）；接下来火生土，黄帝就是土德；少昊以金德承土。按照这种规律往下一路推演过去，颛顼帝以水德承金，帝喾木德承水，唐尧火德、虞舜土德、夏禹金德、成汤水德，到了周武王的时候，水生木，于是周代就是木德。秦代忽略不计，那么汉朝直接继承的是周代，木生火，汉朝理所应当该是火德嘛（准确地说，秦并没有忽略不计，但级别比其他朝代低了一等）。
你瞧瞧，这么一来，当年高祖皇帝斩白蛇起义的事儿就彻底明戏了，这才是上天最准确的预兆啊。汉朝是火德，所以刘邦是“赤帝子”，严丝合缝，理论和“事实”绝对一一对应，毫厘不爽。刘歆的“新五德学说”，就此热腾腾出笼。
当然，刘歆这一套花样也并不是毫无漏洞的，比方说董老宗师曾说商朝“正白统”，那就该是金德，周朝“正赤统”，那就该是火德，新王朝即汉朝“正黑统”，那就该是水德，怎么到刘歆这儿变成了商朝水德、周朝木德、汉朝火德了呢？原来他干脆把三统的颜色和五德的颜色给拆分了开来。后来有本叫《春秋感精符》的纬书里就解释得很清楚——
周朝以木德称王，火是木之子，所以用火的赤色；商朝以水德称王，金是水之母，所以用金的白色；夏朝以金德称王，水是金之子，所以用水的黑色……
好嘛，三统和五德这一混搭，问题搞得更复杂也更混乱了。
对于今天的咱们来说，刘向、刘歆父子这一套新理论不能说是对还是错，还有邹衍的原始“五德终始说”，就好比一个是美式足球，一个是英式足球，反正都不是天地自然生成的规律，而是人为造出来的理论。不过在当时，这却是关系到一个朝代体面的大事儿。想当年汉朝从水德改成土德，就费劲巴拉花了一百来年，这还幸亏撞上一个正打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建立全新秩序的汉武帝，才最终拍板。如今又过了将近一百年，大家穿黄马甲也穿习惯了，没理由再轻易相信什么“汉应火德”的说法，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现在就算一条街道改名，都得造新牌子换新地图，且一通折腾，耗费极大成本，更何况是全国都改换个德呢？所以刘歆是拼命鼓吹，但是朝廷坚决不点头，下面也没多少人跟着起哄，这件大事儿就这么干脆晾在了一边儿。
倘若刘歆是个没野心没欲望的老好人，大概他新理论的结局也就跟当年贾谊给汉文帝要求改德的上奏一样，就此被扫进朝廷的垃圾堆吧，至于以后还会不会有公孙臣、司马迁之类的继续高举革命大旗的人，再给翻出来，那可实在说不准了。然而刘歆坚决不肯放弃——这套理论要是被官方认可，老爷我就比“谈天衍”还能谈天，是直继董老宗师衣钵的当代第一大儒啦，这么响亮的名头怎可不拼了老命去争取？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朝堂上全是一票混蛋，不识金镶玉，咱还得把这学问卖给真正有眼光的人物。于是刘歆到处游说、打点，你还别说，真被他找到了一个知音，并且这知音没多久就一步登天掌握了朝廷的实权。
太昊帝。《易》曰：“炮牺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其非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
炎帝。《易》曰：“炮牺氏没，神农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虽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
黄帝。《易》曰：“神农氏没，黄帝氏作。”火生土，故为土德。与炎帝之后战于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
少昊帝。《孝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黄帝之子清阳也，是其子孙名挚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金天氏。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
颛顼帝。《春秋外传》曰：“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重黎。”苍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高阳氏。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序于行。
帝喾：《春秋外传》曰：“颛顼之所建，帝喾受之。”清阳玄嚣之孙也。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高辛氏。帝挚继之，不知世数。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周人禘之。
唐帝。《帝系》曰：“帝喾四妃，陈丰生帝尧，封于唐。”盖高辛氏衰，天下归之。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陶唐氏。让天下于虞，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即位七十载。
虞帝。《帝系》曰：“颛顼生穷蝉，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处虞之妫汭，尧嬗以天下。”火生土，故为土德。天下号曰有虞氏。让天下于禹，使子商均为诸侯。即位五十载。
伯禹。《帝系》曰：“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为金德。天下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
成汤。《书经·汤誓》，汤伐夏桀。金生水，故为水德。天下号曰商，后曰殷……
武王。《书经·牧誓》，武王伐商纣。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周室……
——《世经》节选
当大儒撞见大儒
要说西汉末年的大儒，其实刘歆原本排不上第一号，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名气更响、德行更高，简直堪为万世儒生表率的人物，那就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子，从大名鼎鼎的外戚王氏家族出来的王莽王巨君。
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还没当上皇帝的王莽那可真是道德楷模，他好学，勤奋，节俭，谦虚，几乎集人类优良品德之大成。全天下的儒生，甚至包括大批中小地主，全都盼望着这位王大师能够掌权，琢磨着只要他一掌权，立刻就能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皇帝也不昏庸了，朝廷也不混乱了，宦官也不弄权了，外戚也不胡闹了，地方官也不鱼肉百姓了，夏天热不死狗，冬天冻不死人。一句话，地上天堂就此建成。
王莽不仅和刘歆一样都是大儒，当年一起当过黄门侍郎，是同僚兼老友，而且他还有一个特点谁都比不上，那就是极度地崇古，认为古代（主要指西周以前）一切都好，现在一切都糟，要想搞好现在的朝局，一是得尊儒，二是得崇德，三是得复古。后来他篡了汉朝的权，建立新朝，立刻开始实施自己的理想，官名要改古的，度量衡要改古的，法制要改古的，连钱币都要改古的，恨不得穿越时空把整个新朝带回古代去算了。刘氏父子的新五德理论一直上追到伏羲，足够古董，王莽见了自然喜欢。
于是乎，一个积年老神棍和一个积年老幻想家一拍即合。
王莽算是赶上了好时代，本来他老王家做了多少年的外戚，好几代大家长都擅权胡为，名声已经臭大街了，他王莽的名声还得靠跟叔叔伯伯们划清界限来获得。可是接班王家上台的几伙儿外戚，包括丁家、傅家，还有一个靠自己和姐姐、老婆一起滚皇帝床单才得以上位的美男子董贤，那是一蟹不如一蟹，一个赛一个地遭到全社会的唾弃。于是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汉哀帝驾崩，太皇太后王政君立刻抢走了玉玺，全面拨乱反正，早就被挂个空头衔赶出中央的王莽也就此卷土重来。
朝野上下是一片欢腾啊，而王莽也秉持着当年孔夫子诛杀少正卯的精神，再“温柔敦厚”都敦厚不到政敌头上，所谓“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把丁、傅、董等人一通死命地踩。他越是踩，自己的声望就越高，声望越高，权力也就越稳固，于是次年就当上了安汉公，又四年当上了摄皇帝，也就是代理皇帝，又三年，正式篡位成功。
西汉终结，新朝就此建立。
我们前面说了，汉儒不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流派，他们说的很多话，信的很多事儿，老祖宗孔、孟是压根儿不提、根本不理的，那就是“谶纬”。儒家学说跟民间迷信结合在一起，根子是在老宗师董仲舒身上，说什么“天人合一”，汉元帝、汉成帝以后搞得越来越玄乎，终于到刘向、刘歆爷儿俩这里，开出了那朵绚丽的恶之花。王莽跟刘歆是同时代的人物，同为大儒，又是好友，他虽然没留下什么鸿篇巨著，或者语录，但咱们可以相信，他的看法和思想，跟刘歆也差不太多。
也就是说，王莽这人不但崇古，拼了命地想复古，而且也跟刘歆似的，迷信到了极点——咱们终究不能像孙猴子一样钻到别人肚子里去，不如公允点儿来说，王莽跟刘歆一样，都表现得迷信到了极点。总之，在王莽执政的时期，各种祥瑞、祥物是像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啊，西汉朝两百年官方承认的祥瑞，或许还没他称帝前几年来得多。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要是王莽根本不信这些花活儿，出第一个祥瑞就一棍子打死，肯定也就不会有第二、第三个了，全因为他的怂恿甚至是热爱，各路闲人闹出的花样才会那么百花盛开。
比方说什么禾苗长了三丈长啊，一根麦上生三穗啊，不播种就自然生谷子啊，没有蚕却自然生出茧来啊，天降甘露啊，地生清泉啊，凤凰呼啦啦都飞了来，巴郡出现石牛啊，等等。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那么按照新旧五德学说，这些天降祥瑞不是保佑旧王朝太平无事，就是说明新王朝将要诞生。王莽作为执政者，通过和认可这种种祥瑞，而不是怒斥其为妖言，明摆着不是为了大汉朝千秋万代，而是想要建成个新王朝。可是新王朝该怎么建成呢？王莽是位讲“仁义”的大儒，他才不搞什么暴力革命哪，他要搞和平演变，这也正好跟刘歆上承董仲舒的“五德相生”说法相吻合。刘歆的新理论对他这么有用，哪有不拼命利用的道理？
于是乎，元始五年冬季（公元5年），前辉光谢嚣上奏说：“我属下的武功县长孟通在疏一口井的时候，偶然间挖出块白石头来，上圆下方，就好像是祭天的玉圭一样，石头上还刻着一行红字，写着‘宣告安汉公王莽做皇帝’。”王莽要是没有野心，不想篡位，就应当立刻把这奏书给撕了，或者直接扔到谢嚣脸上，可是他没这么干，反而暗示大臣们把这件事禀报给太皇太后王政君。老太太当场就火了，说这是妖言惑众，不可相信，更不能执行。
王莽这第一次试探，就这么着碰了一鼻子灰。他也考虑到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就让太保王舜糊弄那老太太：“王莽哪儿会有别的心思啊，他只是想做摄政，加重自己的权柄而已。”老太太一时迷糊，竟然信了，于是下诏说：“我仔细琢磨这‘做皇帝’几个字，应该是指代行皇帝职权的意思。好吧，那就让安汉公仿效当年周公辅佐成王，名正言顺做个摄政吧。”
这要搁别的朝代，王莽就该称摄政王了，可是周公摄政年代久远，他当初是个什么名号谁都不清楚，再往后就没有类似例子了。所以王莽就老实不客气地自称“摄皇帝”，还顺便把年号都给改了，改成“居摄”——估计也就是因为有这个臭例子摆在前面，所以此后只出摄政王，再没有谁敢继承这种奇奇怪怪的“摄皇帝”的名头。
摄皇帝当了整整三年，王莽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乎新一轮献祥瑞、祥物、符谶的热潮就此产生。首先是老刘家的大叛徒、广饶侯刘京上书，说当年七月，齐郡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名叫辛当，一晚上做了好几个梦，都梦见有天使来跟他说：“摄皇帝要当真皇帝，要是你不相信我啊，那就看吧，在这个亭中，将会出现一口新井。”辛当早上起来一找，嘿，果然地上莫名其妙地冒出了口新井，而且足有百尺之深。
这事儿真是诡异到姥姥家了，你想啊，就算真有天使托梦，干吗不找朝廷重臣，却偏偏找到一个小小的亭长呢？这亭长又不是当年的刘三儿……
接着，十一月，巴郡挖出只石牛来，扶风郡出了块怪石头，全都搬到长安，摆在未央宫门前。王莽就跟太保王舜等朝廷重臣一起去观瞧，正瞧着呢，突然间刮起了一阵大风，尘沙漫天，迷了大家的眼睛，而等到风停尘落以后，突然就凭空冒出什么“铜符帛图”来，上面写：“这是上天宣告新皇帝诞生的符谶，献上的人应该封侯。”
王莽把这两件奇奇怪怪的事情归拢到一块儿，上奏给太皇太后王政君，意思是：“天命定了，侄儿我要做真皇帝，姑姑您就别再坚持了吧。”这事儿一闹，全天下都明白王莽的心思了，于是最离奇的一幕终于出现。公元8年的十二月份，某天黄昏，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超级胆儿肥的闲人，名叫哀章，他穿着身黄衣服，捧着一个铜盒子来到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前面，把铜盒子交给了守庙的官员。官员把铜盒上交，王莽打开来一瞧，只见里面装着一份“天帝行玺金匮图”，还有一份“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全都写明了“王莽为真天子”，并且列出十一个人名，都附上相应的官爵，说应当做新天子的重要辅佐——当然啦，哀章本人的名字也堂而皇之地写在里面。
学术界一般都认定，这套花样不是王莽授意的，而是哀章别出心裁，为了当官儿自己伪造的符谶，他就此得偿所愿地把王莽扶上了皇帝宝座，自己也落着个国将、美新公的好头衔。不过我们注意一下“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这几个字，说明要求刘邦把刘家天下传给王莽的是“赤帝”，也即火德天帝，这是按照刘歆的理论，认定汉朝为火德。由此可以证明，王莽在执政以后，就基本上认可了刘歆的研究成果。
所以当王莽终于如愿以偿，玩儿了出传说中的“禅让”把戏，建立新朝以后，就立刻拜刘歆为国师，封嘉新公，把他的新五德学说确定为官方理论。王莽迫不及待地宣布，根据“五行相生”的真真正正的完美学说，汉皇室是帝尧的后裔，属火德，而他自己则是黄帝的后裔，属土德，火生土——“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说得很明白呀，接受禅让的是土德天帝“黄帝”一系——因而新朝接替汉朝是最合情、合理、合法、合适、合衬、合身的。他还特意派了个名叫张邯的儒生去跟百官解释。
至今故宫收藏的一个新朝的大鼎上，还刻着一行大字：“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据土受德，正号即真”。
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
——《汉书·王莽传》节选
始明火德
咱们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在这个“汉应火德”跟王莽之间，还引发过两起学术悬案。
前面说了，刘向、刘歆父子俩最喜欢新造理论，而当理论跟古籍相冲突的时候，他们就毫不脸红地借着职务之便篡改古籍，自己写了东西却说是古人所作。比方说《庄子·内篇》，就有学者怀疑是刘向所伪造；康南海老圣人那本《新学伪经考》里所说的“伪经”，就是指刘向父子篡改的古籍；顾颉刚先生也专门考证过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刘歆正是为了给王莽篡位创造理论基础，所以才硬生生编造出“汉应火德”和那一大串世系德表来。
但这也不是确论，钱穆和其他一些历史学者就力辩并无此事。理由之一，“五行相生”是自董仲舒老宗师就开始的说法（当然，还有人说，就连董老宗师的《三代改制质文篇》，后来都被刘歆塞了不少冒牌货进去），不是那爷儿俩首创。理由之二，时间上合不拢，刘歆负责管理典籍的时间有限，很难把所有古书都伪造一遍，退一万步说，当时经书流传天下，光他一个人瞎改，也根本没什么用处。第三，王莽自吹是黄帝之后，这都是没族谱可循的，全是他自己瞎编，反正都是无本生意，他大可以宣称自己是夏禹的后裔，承木德，克汉朝的土德，这样计算起来更方便，连伪造古籍的工夫都省了。这两种观点在民国时期曾经爆发过相当激烈的论战，至今仍旧是谁都没法说服谁。
这一出“刘歆伪造”的悬案，连带着还引发了另外一起悬案，这一次连司马迁他老人家也给扯进来了。咱们还记得本书开头那个刘三儿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吧？顾颉刚先生就认为这不是《史记》原文，而是刘歆为了证明汉朝属火德，特意新插进去的——司马迁是无辜的。对于这一说法，钱穆先生又有不同看法，他认为“赤帝子”什么的只是秦末汉初对五种颜色五方天帝崇拜的表现，跟五德压根儿就没关系，所以这故事确实是刘邦以后、司马迁之前就流传着的，也确实是司马迁给写进《史记》里去的。于是乎，“斩白蛇”的悬案一直传到了今天，也还没有定论。
顺便讲个故事。汉代有一本书叫作《论语撰考谶》，伪托古人写的，里面讲的是孔大圣人的出身来历。话说孔子他爹叔梁纥跟孔子他妈颜徵在爬尼丘山去祈祷的时候，颜女士突然感应到了黑帝之精，回来就生了孔丘，所以这孔子嘛，当然就是黑帝的后裔了。本来孔子是有帝王之相的，只可惜他生不逢时，生在了周朝末期，周是木德，接替周的应该是火德，而孔子是黑帝的便宜儿子，是水德，因而没办法只能当“素王”（指没有君主头衔的真命天子）了，拿言情小说里的话来解释就是“有缘无分”。
——这本书是不是刘歆伪造的，没人知道，不过它至少是照抄了刘歆新编的五德世系表（周是木德），也就是说，所遵循的奇幻设定是刘歆大国师的而不是邹老教授的，所以成书必然晚于西汉后期。
话再拉回到这位大新朝的国师爷刘歆本人身上。且说刘歆这位老先生虽然聪明绝顶，但是有时候也挺缺心眼儿的。一般来说，贩毒的自己都不吸毒，跳大神的自己都不迷信，可这位专好制造谶纬的国师爷自己，却真的相信谶纬这回事儿！
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也不知道为什么，民间开始流传起了一则谶谣：“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刘歆听说以后大喜，赶紧找借口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刘秀，美滋滋地以为今后有机会坐上皇帝的位子了。可惜刘歆不知道，恰恰就在他改名这一年，一个也叫刘秀的小孩子在济阳那地方出生了。
这位真刘秀长大以后，有一次，一个名叫蔡少公的朋友当他面提起这则谶言，说是不是应在当今国师爷身上呢？刘秀微微一笑，说：“你咋知道一定不是在讲我呢？”
而那位国师爷、嘉新公假刘秀真刘歆，从此就老存着应谶谣、当皇帝的念头，终于被人撺掇着造王莽的反。想当年周武王想造商纣王反的时候就先算卦，刘国师跟王莽一样复古，也先算卦。周武王算卦不吉，有姜太公踩碎乌龟壳来推他一把，刘国师身边没这样的猛人，结果先算出说只有在东方才能成事，临出兵了又说等太白金星出现咱再走，结果拖拖拉拉地贻误了战机，轻摇慢步地走上了死路。
章太炎曾经评价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先生也称赞刘歆是“学术界的大伟人”，可是这位大伟人就因为深受封建迷信毒害而死，想起来也真是可怜——然而可怜之人，亦必有可恨之处。
刘歆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学说不灭。本来“汉应火德”的说法只是在学术界流传，西汉皇室从来就没有正式承认过，但等到王莽拿着它做了篡位的借口以后，这种“新五德学说”反倒名震天下，搞得尽人皆知——要不然当年哀章也不会伪造“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了。
虽说王莽的名声响彻天下，可是绝大多数官僚、百姓都只是想让他帮着搞好汉朝而已，推着他做到“摄皇帝”算顶天了吧——这名号可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连周公摄政都没落到类似头衔。谁料想王莽当完摄皇帝还想当真皇帝，当了真皇帝以后就开始胡乱改革，结果闹得天下大乱。于是当时普天下民众的心理可以归纳为“两个凡是”：凡是王莽反对的咱都要支持，凡是王莽灭掉的咱都要光复。
所以，王莽以“土德”篡掉的，本来是不为西汉官方承认的“火德”，可是老百姓反倒因此认准了汉朝非得是火德不可。
在王莽倒行逆施的复古政策下，土德的新朝只延续了短短的14年，到了公元24年，更始皇帝刘玄率领着汉军浩浩荡荡杀进长安城，王莽身首异处。可是那些所谓的汉军，前身不过是绿林军而已，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大老粗，没规矩没秩序，乱哄哄地穿着各种奇装异服就冲进了城，甚至还有把抢来的女人衣服裹在自己身上的。只有其中一员将领，他的部下一水的汉朝官服、兵服，长安老百姓瞧着直掉眼泪啊：“想不到咱有生之年，还能再看到汉官的威仪哪！”这位将领是谁呢？原来就是那个来自济阳的真刘秀。
刘秀穿着汉朝官服，不用说，一定是黄马甲啦，终西汉一朝，不管刘歆再怎么鼓吹，火德也没能被官方承认，服装尚黄就没有改变过。可是如前所述，等到王莽篡位，再到王莽倒台，“汉应火德”却深入人心了，刘秀也不好跟舆论拧着干，所以黄马甲穿了没有几天，他就脱下来了，改穿红衣裳。
想当年刘向父子大编祥瑞，大造谶纬，并不是他们家族特有的恶趣味在作怪，而是当时社会上从皇帝到官员到百姓，普遍就好这个，就信这个。所以刘秀也不能免俗，等他自己打天下的时候，就也开始大编怪异舆论。比方说，当刘秀打下河北以后，从前在长安跟他住同一间大学男生宿舍、睡上下铺的儒生强华就马上献了一篇《赤伏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符名为“赤”，符言里又说“火为主”，无论这谶纬是强华自己主动编造的，还是刘秀指使他编造的，总之，都等于承认了汉朝是火德。
等到刘秀开国登基，光武中兴，抛弃了旧都长安，把都城改在了洛阳——洛阳在长安东边儿，所以史称东汉。有闲人就提出来了，说这个洛阳的“洛”字带水字边儿，跟咱的火德相冲，不吉利。于是刘秀大笔一挥，去掉“水”字，又在右边添了“隹”字，给改成了“雒阳”。接下来，“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从此以后，“汉应火德”终于为官方所承认——不过不是西汉官方，而是东汉官方——汉人从此不穿黑保安服也不穿黄马甲了，清一色改穿了龙虾袍。
后来班固和范晔这两位史学家编史书写到这段儿，都觉得这个“土德变火德”不大好解释。班固比较滑头，在《汉书》里照抄刘邦当年那个斩白蛇称“赤帝子”的故事，以此来证明汉朝确实是火德。范晔就比较老实了，在《后汉书》里只含含糊糊地说了句“汉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打个哈哈就算蒙混过关。
“始明”以后，终于尘埃落定，汉朝（其实是东汉朝）就是火德啦，并且因此而产生了两个专用称谓，一个叫“炎汉”，一个叫“炎刘”，得到官方和民间的一致认同。从前的水德和土德，反倒再没有人提起了。